说起我到黑龙江去，那又是一段说不清，搞不明的历史误会。
我1965年高中毕业后，通过高考，进外贸公司半工半读，学制三年，应该于1968年毕业后才正式参加工作。可我们只读了一年，就逢*，停课参加公司的运动，先四清，后造反。当时大家反正听党的话，跟党走。因为停课，我们三年学制只上了一年课，68年毕业就无从谈起。政策上也没有一个说法，至今公司劳资科认可的我们这批人的工龄是从1967年算起。至于1965－1967这二年时间，既不算学令，又不算工龄，真的成了历史问题。据说半工半读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当时上面发文停办，将我们这批半工半读的学生转为学徒，这就是计算工龄的依据。
按当初招生规定，我们学成毕业，就是公司科室的练习生，转正后属干部编制，定行政级别，最低工资不低于44元。*以后，*发明了三十六元万岁。我们半路出家，转为学徒，学徒满师也就是工人编制，成为三十六元的万岁族。既转学徒，我连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可干部下放又轮到我的头上了。我算什么东西，自己一辈子也没搞明白。
1969年夏，我在出差回来刚到公司，还没到办公室，在走廊就遇上办公室一帮同事张贴大红纸的报名喜报。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大字报，红喜报几乎天天有，我也不以为怪。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见我到，就举着还没有张贴的大红纸报名决心书说：“正好，你回来了。四个面向报名，把你名字填上去了。”我还不知道四个面向是怎么回事，就顺口应道：“好。”到了办公室一问，原来动员干部下放，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仅凭记忆，大致如此），这叫四个面向。既然是党的号召，响应号召是当时的时尚。何况我们又不算干部编制，干部下放与我无关，无所谓，他们都表态积极响应，把我名字填上去就让他们填吧。就这样，我也算报了名了。其实，我根本没想过会轮到我。干部四个面向，我又不是干部，想挤也挤不进去。
几天后，批准名单公布了，我竟然名列其中。一个外贸企业的小学徒，离市级机关干部还差十万八千里，怎么一步登天了？企业学徒，工人，干部，就有三步，企业到机关又差一档，还市级机关干部我怎么也连不上去。可名单批下来了，还大红喜报高高挂在大楼过道里，整个外贸大楼都在敲锣打鼓，那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了。
自己年轻无所谓，四海为家，在那个年代是时代的召唤，是流行的时尚。轮得上还算幸运，不少人写血书（真的写），有人表态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去，还没资格，轮不上。“幸运之神”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只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回去跟父母大人一说，他们虽感突然，也不反对。家庭问题不大，我唯一的牵挂就是刚确定恋爱关系才一年的女朋友了，这是我，也是她的初恋。
晚上到她外婆家，她从小跟外婆长大。我把公司批准我去黑龙江的情况如实相告，她外婆反对，她不表态。在送我出来的路上，我俩默默地走，我征求她的看法和意见，她不啃声，一路无语。临别，她问：“什么时候走？”我说：“等通知。”可我心里想这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北大荒，还是边疆第一线，准备打仗去的，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我们被绑上大红花，轰上大彩车，一路上锣鼓喧天，彩车成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我本不让她到车站去，可她还是出现在北站的欢送的人群中。我费了好大的劲，摘掉胸前的大红花，溜进人流到她跟前说几句悄悄话，她给我的送别语是：“到那儿就给我写信，我等你。”我无言以对，直到汽笛声响，来人催我上车，我才点头，算是答应她，给她写信。
上车后，我脑袋一片空白，随着车轮启动，锣鼓喧天，嚎啕哭声和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把我们送出了上海。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单位的同事面前亮相，那时的青年谈朋友大多是保密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不想让她到火车站来送行，其实除了怕别时难以外，其中保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他们第一次见到她，见她那么年轻漂亮，私下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听了后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车开了，我还在想。
我感觉得出，她不希望我走，可又没有办法。她理解我，支持我。我也理解她，可又一种愧对她的感觉。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在黑龙江呆多久，以后会怎么样，今后还能不能回上海，什么时候能回来，如果回不来又该怎么办？
当时对我们这批人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还没有要迁户口的说法。下放干部迁户口的说法，还是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才知道。当时主持上海日常工作的马天水与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已经商定，上海下放干部的户口关系也要从上海转到黑龙江。
我们“四个面向”下放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央下发的“八.二八命令”，要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黑龙江边境冲突，珍宝岛战火已经燃起。我们插队的逊克县就位于黑龙江边，与对岸的苏联就一江之隔，属于战备一线区域的一线。而我插队的干岔子公社下辖区内就有一个干岔子岛，其中一块无名岛还正巧划归于我所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的地盘。当时，中苏边境冲突矛盾焦点就在黑龙江的四大争议岛，珍宝岛已经打起来了，而干岔子岛却是四大争议岛中面积最大的争议岛，其战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谓战备一线（黑龙江）的一线地区（黑河）的一线（逊克县）的前线，毫不为过。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战备大撤退，老百姓能往内地撤的就撤，携家带口往里撤。而我们这帮上海干部却逆势往往前赶，准备打战。老百姓不理解，当地老乡事后问我为什么我们上海干部要到前线来送死？我也说不明白。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上海夺权后要在上海改朝换代，把上海各级老干部赶下去，以便腾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马取而代之。
回想起来，当时的人们真的单纯，忠诚得近乎幼稚，包括一帮革命一生的老家伙，何况我这个初入社会的毛头小伙子。这帮政客把我们推到一线当炮灰使，而我们竟然感到无上荣光，真去拼命。
到了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与知识青年住一个宿舍，土坯房。外间灶头上按一只大锅，烧炕烧水用，边上一只大水缸，二只水桶一根扁担，别的啥也没有，连砍柴火用的斧子都扔在屋外。火墙里间就是大炕了，可并排睡六个人，两边搭了个架子，横支木档，铺上木板算是上铺，也可睡五六个人。大家的箱子行李只好堆在南墙边，窗下的箱子上放盏油灯就当写字台用了，可以写写信。里外也就是一间小屋，估计也就十来个平方的面积，在当地也就是单身汉腾出的一间空屋，暂时安排十位知青，我也被安排挤在里面住，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既然插队落户，我们当然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并与老乡同劳动。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根本区别，主要是知识青年与老乡一样劳动记工分，我们不计工分。因为下放干部还由原单位发工资，有大锅饭吃。其他与老乡和知识青年都一样，下大田劳动：春播铲地，秋收打粮，冬天上山打柴，回来猫冬。
在东北黑油油、白茫茫的土地上，一年四季，丰富多彩。苦是苦，累是累，可我们战天斗地也乐在其中。
我到黑龙江后遇的第一个节日就是当地所谓的“五月节”，也就是农业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当时当地一年就认二个节日，一个是春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每逢这二个节日，当地全体放假，其他如元旦，劳动节，甚至国庆节都不放假。“五月节”生产队宣布不出工，放假休息一天。往年当地老乡过“五月节”要杀猪庆贺，一家杀猪全村分享。我们刚去的那年正是准备打战的形势，生产队除了放假外啥也没有。
不出工，我们没事可干。因为我们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临近的革命大队就有外贸轻工的下放干部。今天放假，咱们也走走“亲戚”，去革命大队看看他们。
说走就走，我们从山梁子走，抄近路，来到了革命大队串门。他们队里的一帮插兄也休息没事可干，躺在炕上正无聊。我们一到，那高兴的劲儿，一帮老家伙简直象小孩一样，高兴极了。“朋友来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队插队的“老山东”来劲了，不等我们坐下就嚷嚷：“我到小卖部去。”
过了一阵，他手里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
这次出去老半天，两手空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从村头跑到村尾，家家户户都去了，想搞二个鸡蛋都没有。啥都没有。老乡说不是要打仗吗，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连小猪都宰了，随时准备撤退上山，还有什么？”想想也是，一冬才熬过去，连土豆白菜都没了，春播还没完，青黄不接。算了，大家见见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山东”不甘心，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大蒜头，打开酒瓶，找来几个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来，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几瓣生蒜头，其它啥也没有。
哇，这场面我没见过，连想都想不出来。恐怕坐山雕也没有尝蒜头下烧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