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一口东北白酒，利害。我那时年轻，没喝酒的经验，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张嘴吐舌，南方人还不习惯生吃蒜头。这经历，这味道值得终身玩味。
说起革命大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革命大队也真厉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弹。这也成为当时一件大事，闹得中央都知道，据说还惊动了周总理。当时战备，每个村（生产大队）都有民兵。武装民兵连，配备的还是真枪实弹。一次队里的小青年吵架打起来了，吃亏的一方不服气，晚上乘大家睡觉后偷出一颗手榴弹，溜到对方宿舍外拉出弦就往对方宿舍里扔进去。“轰”一声，手榴弹炸开了。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好手榴弹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大家被吓坏了，地下炸了个洞，人却没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没头脑。我们生产队小青年打架也动过斧子，伤了人。这帮孩子真叫人头疼，他们其实没啥大的矛盾，就一语不合动起手来，过后就忘了。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吵就打。怎么办呢，都是孩子。我们下放干部只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单纯，冲动是第一年的通病。随着时间的磨练，小青年慢慢长大，渐渐成熟起来，会动脑子想问题了。第二年就聪明了，第三年开始就显得成熟老练了，思想也开始也复杂起来。
当年秋收结束，上山打柴，准备过冬。这时，知青办把我借过去帮忙，到基层生产队去总结知青点的情况和经验，发扬先进个人和集体，为逊克县第一届知青代表大会作准备。
刚到公社，先就近在公社所在地干岔子大队蹲点。到那第一天，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已经冬天了，公社安排我到干岔子大队的一个知青宿舍蹲点，晚上我就到知青宿舍去了，黑灯瞎火，只有几个小青年已经钻到被窝里了，头上还带着皮帽子。我一看，火坑冰凉，看来根本没烧火炕，怪不得睡觉还带皮帽子。我想烧炕，没柴火，烧不了炕。开水也没有，柴火也没有。到屋外找柴火，也没有。天已经黑了，没办法，进屋我问小青年：“胡司令呢？”所谓胡司令姓胡，是他们知青点的头，在上海是区红卫兵司令，也是干岔子小有名气的胡司令。躲在被窝里的小青年说：“他到哪儿睡那儿，没个准。天冷了，他晚上一般不会回来了。”另一个青年话外有音地说：“他总有热炕头睡。”看来今晚就这样了，我也钻进我的被窝，把军大衣，棉裤统统压在被上，闷头睡觉。冷是冷，睡还是睡，累了困了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也亮了。我悄悄起来，到屋外劈柴火，想回屋烧水。柴火有了，打开水缸盖一看，哪有水啊，缸底一团冰块。仔细一看，水缸都冻裂了，开了一条大裂口，这水缸已经没法用了。我问小青年：“你们每天洗脸刷牙怎么办？”他们说以前水缸好的时候，就舀水缸里的水用，现在水缸破了就混呗，有时到井边，有时到食堂，有时到老乡家，有时就不洗了。唉，这帮孩子！他们的父母要知道了，该怎么办？
那时，兴隆大队知青点搞得不错。一天，我要到兴隆大队去，兴隆大队在西边，西北风挺厉害。我就把自己去东北越冬所备的棉衣裤，棉手套，棉大衣，皮帽子，大头鞋等全副武装通统用上，一个人迎着西北风往兴隆大队走去。路不远，也就十里八里地的路程。我“全副武装”上路走了半个小时的光景，西北风越刮越猛，顶风迎面根本没法走。我就转过身来，背对着风倒着走。这背后的冷风透骨，厚厚的军大衣好像没穿似的，比正面迎风冻耳朵更冷。后来知道，这天气温有零下四十三度。怪不得，棉大衣不管用。
冬天，县里要开知青代表大会。我被借到县知青办去参与筹备工作，我们到车陆公社参加现场军训。一天，南山着火了。大家一起奔去扑火，还好冬天，山上积雪未化，火在山边草甸子上烧枯草。大家一起拿柳条子刮火头，不大会儿就凯旋而归。这场火没烧到山上，只能算一场小小的练兵。
要说真的打山火，那是春天在东方红大队那场山火。那场火，烧了几个山头。那天我正在东方红大队，就赶上了这场山火。我们参与扑火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没有灭火器材。
火情就是命令，看到山上哪有火，人就往那去。山上根本没有路，人就跟着火走。到了火场，先得看风向。我们顺风跟在火苗外围，用树枝或柳条顺势刮削火苗，一片一片地灭火。我们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做这些。什么迎面遇火搏斗，那时傻蛋干的傻事。树木着火我们只能退避观望，选择外围合适地段控制火情，别让火势漫延就是成功。有时火势太大，控制不住，我们还得避开，已经烧着了的就让它烧吧，只要把火区外围控制住，它烧完了火就灭了。什么迎着烈火上，那是送死，是没见过什么是烈火的文人秀才的编出来的。还好那天风势不大，经过大半天的扑打，山头已经看不到明火了，发现有余烟的地方，指挥部另派专人前去处理，后面来人通知我们，已接到指挥部命令，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让我们撤离，我们才开始撤离。
此时，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这时才觉得又累又饿又渴，人一下就垮了下来。
我们上山跟着火乱跑，这会儿跑到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山上根本没有路，这时我们一伙人傻眼了。没吃，没喝，走又走不动，有几个小青年躺在地上乱叫：“喂，有人吗？我们在这儿。”叫了半天，有人应了：“喂，我们在这儿。”大家边喊边靠拢，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一起找出路，总算在林子里看到一条车轱辘印，这肯定是老乡上山打柴留下的痕迹。大家沿着这条“路”走，总会找到村子的。可人走不动了，队伍越拉越长。大家又累又饿又渴，这个季节上山一片枯黄，根本找不到吃的。忽然，我们发现车轱辘道上有一个挺大的牛蹄子印，里边还有一点积水。我趴下去一看，水是还挺清的，就有一点小虫子在游动。实在渴得慌，我趴在地上小心奕奕地去喝口水，不错，润润嗓子也好。一个青年过来问我：“能喝吗？”我点点头，不置可否。他立马趴下去，“呼”一口，吸了满口泥沙，“噗，噗！”地连吐带抹，大呼上当。把旁边的人笑成一团，老乡说：“你怎么这么傻，这牛蹄子水能喝吗？”还有人说：“要喝也得慢慢喝一点。”
直到后面的后勤队上来，我们总算熬过了饥渴的困境，拖着疲惫的步履往回挪。
回顾插队落户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丰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广阔，大有作为，也体会到与天奋斗的乐趣。
由于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把我抽到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我第一年冬天没有时间回家探亲，直到第二年春天，大批知青和下放干部探亲回来，我才有机会回沪探亲。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快。乘在从逊克开往北安的长途汽车上，我为解旅途疲惫，不由得试诗一首：“残雪薄冰水荧荧，舟车越野浪里行；今奔江南迎*，返回北国苗更青”。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松。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原单位报到。现在想来真傻，其实我这次是回来探亲，干嘛要回原单位报到？单位已经把我们踢到北大荒去了。回来探亲理应回家好好休息，看看家人，陪陪女朋友多好。可那时的人就那么傻，不仅是雷锋傻，我也傻，大家都傻乎乎的。
我们这种人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尽管单位里已经把你踢出去了，可我们还把原单位当娘家，组织观念很强。回上海探亲第二天，我没想到去看分别一年的女朋友，而第一反应却是到单位去报到。现在想想是傻，单位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出去了，你算什么（东西或人）？可那时我们这种人总觉得回去探亲，先要回原单位报到，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到了公司（原单位），先到革委会组织组“报到”。组织组长第一句话就把我就问得莫名其妙：“你总算回来了。”什么总算回来了？是盼我回来，还是不欢迎我回来？事后我想起来了，人家其他下放干部去年冬天都已经回来探亲了，就我拖到今年春天才回来。我说那里有事，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知青办让我去帮忙。“好吧，”组织组长淡淡说，“我们等你好久了。王主任要与你谈话。”我还以为是组织上的关心，即刻跑到革委会主任办公室，见到王主任。王主任与我寒暄几句就切入正题，说：“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王主任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就说：“组织上会帮你的。”让我再回组织组找组织组长。组织组长说：“明天，你按公司的上班时间到公司吧。”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回来探亲的，到公司上班行吗？要不要跟黑龙江方面打个招呼？”组织组长说：“让你到公司，是参加运动，不是上班。组织上的问题不要你考虑。”
我感觉上觉得好像不合常理，似乎有问题，但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参加运动就参加运动吧，反正组织上会和黑龙江打招呼的。相信组织相信党，这在当时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时间，准时来到公司“上班”，具体安排当然要听组织的，我就先到组织组。其实，公司组织组早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回来，叫我到秘书科参加运动。怪不得说我“总算回来了”。我到秘书科，秘书科支部书记已经带着一批运动骨干，在一间为我专辟的办公室等我。我也许太迟钝了，到这时侯，我竟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是公司工军革领导班子布置的政治任务，以秘书科运动骨干为主体，特地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帮促”小组，帮我认识自己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促我提高认识。不过，我自己作为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还蒙在鼓里，莫知莫觉。
学习班头两天，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后来，有一次我在厕所里偶遇小孙，还是小孙在厕所里偷偷地给我塞了一张纸条，写了几条，我也看不明白，好像是我给他信里的内容。他看到我就远远地躲开，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一个被审查的人就像瘟疫传播者一样，人皆避之不及。没人敢打招呼，连眼神都不一样，更没人敢跟你说话，以免引火烧身，让人抓个立场问题。我自然不去拖累别人，看上去小孙在躲避我，我也不去找他，就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参加运动吧。
学习班先学习文件，九大文件学习后，先让我谈思想，要我谈对党的九大的看法，对*的看法。然后，就开始对我帮促，先要我端正态度（整态度）。
秘书科在运动中还有一个新发明：把我的“黑话”写在小黑板上，联系实际天天批。
那时社会上各单位都有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天天批，就是在班组天天读的小黑板上再写上刘少奇黑话，对照学习和批判。在秘书科的小黑板上，除了毛主席语录和刘少奇黑话外，再加列一段我的黑话，联系实际天天批。我一下子就进入了伟人的行列，真是发明人的创举。
幸亏这是他们发明的，要不，一旦把我的话与伟人并列，那我的“野心”就真的昭然若揭了，野心家的大帽子必然会迎面而来，那将更有政治杀伤力。还好，这是他们发明的，这笔帐算不到我的头上。
一星期后，学习班扩大，由秘书科扩大到公司级。公司组成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学习班，从群众性的小评论到公司性的大字报、大批判。小组帮促到批判，部门批判会到全公司拉线广播批判。大字报从办公室开始，延伸到走廊，再扩大到公司楼面，楼梯，发展到站整个外贸大楼。
我自己认识不够，公司就组织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战斗队，并以战斗队的名义开始战斗，张贴针对我的大字报，大批判，引导公司运动，指导科室斗批的方向。
我不知就里，交待不出，检查无门。战斗队就批判“启发”我，让我自己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几个半天，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毛病出在我给小孙的一封信中，怪不得小孙莫名其妙地塞张纸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