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硬伤，真的硬伤。我躺倒了，真的躺倒了，连精神上也被彻底打垮了。不服不行，我服了。
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这代人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中。本来我还以自己是参与变革的先锋而自豪，可如今却成了莫名其妙的牺牲品。
成天躺在床上不好受，身体摆不平倒也认了，可脑子不肯停歇，不断地思索，彻底地反思。越想越多，越想越烦。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战乱中，长在天灾时，踏上社会就进入了反帝反修的火红的年代，锤炼了一片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象我们这种人，有福不会享。在深圳，我公司有二个直属单位，都有小车，我可以随用随要随到。可我们这种人，不会享福，宁愿一个人去大街上等中巴，结果弄得如此下场。有毛病，真的脑子有毛病。算你革命？可我既没想过，也不够格。但就是这么傻，真是本性难移。没办法，改不了。
我参加工作三十年，此前非但没请过一天病假，手中还有一大叠调休单。说了也许有人不信，我女儿已经成人，可我至今还根本没有用过结婚假。我们这代人就这个样子，结婚时，我就为结婚登记才调休半天，和她（当然是现在的老婆）到民政局去登记，办了结婚证。晚上双方家人在家里聚在一起吃个饭，大婚告成。说来见笑，直到我女儿出生，我单位里还有同事问我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现在好了，病假也不要我请，单位领导下令：要我“静养半年”。他们要我安心静养，可我的心境安静不下来。躺在床上除了睡，就醒着。醒了，脑子就停不下来，就要想，回忆，思考，胡思乱想。从现在想起，想到过去，想到未来，更想到今后怎么办
想到自己的一生，真是多灾多难。
上小学时，家乡闹春荒，家家户户揭不开锅。记得有一次上学，我到学校，学校操场上空无一人。到了教室，全班就二个学生，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家庭成分为地主的同学。地主家的儿子家里还有粥喝，我祖父算个中农，父亲在上海拉老虎塌车（劳动车），家里还有一点豆腐渣和野菜吃。其他同学家里没吃的，几天不吃，饿得走不动，不能来上课了。直到后来救济粮下来，才算度过了这次春荒。
初中我在上海读书，这时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期，可偏偏又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平时家里（全家四人，只算小户）一天只有二分钱菜金，还要凭小户菜卡，起早排队去买菜，一般也只有“光荣菜”好买，即未成熟的卷不了芯的劣等卷心菜。我每天一早到东台路菜场排队，不少人放个菜篮子或砖块占位，也算一个人排着。时间长了，卖菜的阿姨也认识我了，就对我照顾一点，多给我一把菜，或在等量等价（不超过二分钱的限额）的公平前提下，把质量好的菜给我。有时其他顾客提意见，这位阿姨打圆场：“小朋友嘛，算了。”别人也就不计较了。那时听说安徽有饿死人的，上海也有吃观音土涨死的，我们有光荣菜吃就不错了，要感谢**。感恩，报恩是那个时代的音苻。
平时，我的午饭在学校吃，记得有一次丢了饭票，不知是丢了还是被偷了。反正一个礼拜的饭菜票没了，回家也不敢声张，早晚二餐在家里吃，想吃又不敢多吃。一怕父母看出破绽，二来家中本来就是计划供应，一人一份，精打细算，没有多一口的。再说父母要上班，挣钱养家的，我怎么能多吃他们的口粮呢。这道理我还是知道的，好在一天就少吃一顿午饭，饿是饿，还混得过去，就是上体育课时吃不消，这样坚持了一个礼拜。
不过，自然灾害时也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别说吃饱肚子，能不挨饿就已经不错了。至于吃零食，那是高级消费，属于有钱人家的享乐。普通工薪阶层，工人阶级无福消受。尽管大家都有糖果票，点心票发，可除了一些有点家底的人家，谁愿意，谁舍得享受这当时的“豪华待遇”？普通百姓大多把糖果票，点心票与有钱人家换成粮票，饭票，换粮吃，吃饭要紧。
有一天，我的姑妈悄悄地拉我出去，把我带到大世界对面的三和楼，上楼坐下，叫我今天开开荤。除了过年过节开荤，平时有肉票也舍不得吃，都要留着攥着积着，等逢时过节时派用场的。今天她带我上馆子，还开荤？我摸不着头脑，以为姑妈有什么事。这顿饭就有一盘菜——炸麻雀，好吃，真好吃，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四只炸麻雀一顿饭，其他什么都没有吃，饭或馒头，面条都要粮票。有炸麻雀吃，其它不吃也饱了，太享受了。
令我忘不了的还有一次，回乡过年吃老鼠肉。那天早餐，桌上有一盘我从没见过的腌肉似的东西，我问奶奶：“这是什么？”奶奶笑而不答，说：“你吃吃看，不好吃就别吃。”我夹了一块，看不出名堂，有一股怪味，尝一口，只知道咸，还有怪味很重，不好吃。问奶奶：“什么东西？”奶奶还是不说是什么，就叫我别吃了。这到底是什么？我心里一个疑团解不开，最后还是一个叔叔说开了：“这是老鼠肉。”那时家里没吃的，可老鼠还是有。一次，我祖父恨起来一棒打死一只家鼠，把它剥皮洗净后，抹把盐，把它腌了当咸菜吃。我一听腌老鼠就恶心，可又吐不出来，这腌鼠肉太难吃了。
家鼠难吃，可田鼠好吃，肥而不腻，又香又嫩，味道好极了。
我第一次吃田鼠也很犹豫，被家鼠的恶名影响，对鼠类还是心有余悸，心理上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可吃过一次田鼠肉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回味无穷。
那是在下放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时，秋冬之交，和老乡，知识青年一起打场。收工时，豆剁下有许多田鼠，成堆乱窜。一个知识青年拿着一把叉子对着鼠群乱挥，一下子，叉子上粘了一只田鼠“吱吱”地叫，却跑不掉。原来他这把叉子刚在水桶里洗过，沾了水，碰上田鼠粘上就冻住了。这挺好玩，几个男青年围过来玩田鼠。看着吃得胖墩墩，圆鼓鼓的大田鼠，不知是谁说：“他妈的，这家伙净挑好的吃。新打的大豆我们还不舍得吃，它们倒先来聚伙会餐。”一个青年说：“对，带回去把它宰了。”
几个小青年说干就干，回到宿舍就把田鼠开膛破肚。
嗨，别说，剥了皮的田鼠还真漂亮：圆鼓鼓的肉体，又白又嫩。把它的内脏一古脑儿扔掉后，就剩一团白白嫩嫩的田鼠肉，放在开水里一烫，香味顿溢。一帮小青年中，胆大的你撕一块，我拉一块，往嘴里送。胆小的在一边看着，不敢动。其实也没几个人捞着，一个小青年边吃边说：“不错，又香又嫩！你也来一块。”随手就撕一块给我。我看着这块田鼠肉，看样子还不错，不肥，没油，象精肉。咬一口，很嫩，也香，可惜没有放盐，太淡，可淡而有味。事后，我想想有道理。这东北田鼠生活在天然大粮仓里，确实吃得好，伙食比猪讲究多了。猪那么脏，吃的又那么杂。可人们为什么吃猪肉不嫌脏，而不吃又白又嫩的田鼠肉呢？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回想起饿的滋味，还不算什么。过去就过去了，反正没饿死，活着就好。此时，我至少还活着，大难不死。其实，回忆起来，我已经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最早一次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刮台风的季节。那天大风大雨，我一个小不点的小学生（我自小个头就长得小，体育课上排队老排在后面几个，课堂上的座位则总排在前几排），撑一把家里（大人）用的油布伞去上学。路上风雨交加，而去学校的路是一条乡下的“车路”。所谓车路，就是路在河中央，二边是河，中间有一条比田梗宽，最宽处估计不会超过一米宽的小路，足够行人行走，挑担也可以，还可以通行独轮车，所以乡下叫车路。我小人撑大伞，一阵风把我连人带伞吹到河里。四周空无一人，只听得大风呼啸，大雨扑面。我那时还小，不会游水，漂在河里，看那大黄色的油布伞顶朝下，把朝上，飘在水面上，也不沉下去。我就借伞的浮力，捏着伞顶头上的砣砣，顺势飘到岸边，爬上了岸，躲过一劫。
后来还有多二次掉到河里的经历，都是回乡过年的时候。一次是到河边洗菜，水桥往外倒，我来不及跑，顺着桥板滑到河里。不过冬天穿的衣服厚，没沉下去，爬上来赶快进屋换衣服。还有一次也是回乡过年，我在水桥上淘米，水桥的桥桩往里倒过来，我人没下水，可脚在河边弄湿了。这次还好我在，把往里倒的水泥桥桩托住了，要不水泥桥桩栽倒在我妹夫身上，他就够呛。
我怎么到乡下老是掉到河里，从小到大已经三次了。也许被算命先生算到了，从小妈给我起名时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命中缺木，所以在我的名字南旁加木，成楠字。可加了木字旁的我，还是掉到水里去了。不过有木在身，沉不下去，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