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来的是我的女儿，她问妈妈：“爸爸怎么啦？”她妈妈反问她：“你说爸爸怎么啦？”女儿回答：“爸爸变了，变了个人。”
后来，我在同事中也听到这种议论。
我理解，一个突然遭到意想不到的外来打击的重伤者，开始都接受不了，都必然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我也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不是不适应，不接受严酷的既成事实。自从我的大脑复苏以后，我对自己的伤病已经作好了各种准备，包括最坏的思想准备。
可问题不在外伤，而在内伤。我的脑子没有坏，我这个人的脑子怪，我的脑子不善记忆，善思考。就记忆而言，我的脑子本来就是不灵的，记性差，家人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一次从欧洲回来，取回自己的行李箱，竟然怎么也想不起密码锁的号码，回家只能把自己的箱子撬开。平时，我是本本主义，靠一张纸一支笔，勤笔免思，这是我父亲的遗传，他生前也习惯如此。
我的大脑着重用于思考，有人（主要是同事）讲我脑子好，不是说我记性好，而是说我脑子好使。我的脑子善于思索，思考和逻辑推理，想的多，想得深，看得透。
这次身受重创，大脑受损，半个月没有记忆。如今大脑功能开始恢复，我面临如此境地，不得不想，越想越多。伤残已成事实，无法回避。我想知道伤残的程度和后果，我该如何面对这痛苦的现实。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和考验，生理上，心理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我开始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伴随着大脑思维的恢复，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只记得五月三日，香港的郑先生从深圳给我来电话，说他在深圳，要我到深圳去一起吃晚饭。这天是星期二，按我的工作习惯，除了周六，周日外汇无市外，平日我不外出的。这次也巧，我已经与另一位香港朋友约定星期三在深圳见面。这样也好，我想二批并一批，答应第二天（星期三）一早到深圳一起饮早茶。
为此，五月四日清晨，我一早起来早餐也没吃，就直奔深圳而去。
我住宿，办公在南山。平日就我一个人外出时，我习惯于自己到路口乘中巴。
我离开住处，一到路口，已有二辆中巴停在路边揽客。我就近上了一辆从蛇口去深圳火车站的中巴。车上只有几个人，挺宽敞，我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因为我知道世界之窗刚开张，自己还没去过，想看看新开张的世界之窗气氛如何
上车没事，坐着看野眼，漫无目标地看着车外。
在我的记忆中，发觉这辆中巴与平日往常行使的线路不同。蛇口到深圳的中巴，我是经常往返乘坐的。一般从蛇口发车往深圳去的中巴，都要经过南头去揽客，然后才上深南大道往深圳去。而这辆中巴没有去南头，开车往北就直接上了深南东路往东而去此后，我就不知道了，脑子里什么印象也没有了。按理说，在中巴上被打劫应留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可我连一丁点儿印象都没有，既没有被恐吓，胁迫的影子，也没有争吵，打斗或紧张，恐惧，害怕，逃避的踪迹，连上车时原想看世界之窗开幕外景的印象都没有。反正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知道，大概我真的云游仙境去了，不问人间世事。
我想不出，更想不通。
唯一的可能是我在车上睡着了，这在下午或晚上是可能的，可一大清早，刚睡了一晚好觉，连早饭都没吃，还想在途中看看十几分钟就路过的世界之窗的我，一上车就睡着了，睡死了？不可能，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从上车，到躺倒于香蜜湖，途中差不多要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自己怎么会毫无印象呢？我想不通，搞不清楚，就问我老婆，问小许。他们反问我：“你自己的事，自己搞不清楚，你问谁？”
这也是，作为当事人的我自己搞不清楚，去问局外人，确实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我不是蛮不讲理，实在想不出，想不通，只希望能得到一些线索或提示，让我反过来回忆，也许有助于我的大脑恢复。
他们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二手，三手的小道消息，相比之下，小许可以从深圳红十字医院和公安方面得到一些正规信息。
据公安方面的消息，说我在中巴上遇到劫匪，自己跳车逃跑时摔伤的。我不相信，一是我根本没有被劫的印象，更没有跳车逃跑。劫匪打劫无非是要钱，作为被劫者的当事人对此必定有深刻的印象，也许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可我没有一丝这类印象。二，我乘的是中巴，从中巴上要跳车逃跑，不是摔断腿，就是跌破头，所受的伤应该是上下伤，而不是左右侧身伤，不可能象我现在这样从头到脚只伤右半边的身驱，而不伤左半边。我敢肯定，自己在被劫前已被击昏，是在自己毫无知觉的状况下被横摔（抛）出去而受伤的。要不，从中巴跳车不可能造成身体半边伤。不信，可请法医作鉴定。
小许说，这是深圳公安方面的可靠消息，称公安局已找到这辆打劫的中巴，中巴司机的证言可以作证。我无言以对。
对中巴司机而言，且不说自己的车被打劫，自己不主动报案，反可作为证人出证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倒要问，中巴司机开车是看前方的路况，还是看车内的乘客？清晨，深南大道一般车速是多少？既然看到有乘客跳车，中巴的窗口能跳出去吗？还是你打开车门让他跳呢？就算是我自己跳车，作为司机当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减速，停车，报警，救人统统没有，中巴象无事一样，扬长而去。我躺在香蜜湖大街上时，车已顺利地到了深圳，还是被劫乘客下车后报警，刑警才知道车被打劫的。
由此，我不得不怀疑，司机和劫匪是一伙的。
至于公安，公事公办。小许从深圳来电，说深圳公安方面问我的情况，要我的证言。尽管我此时人还不便久坐，眼不便视，手不能写，可还是花了二天的时间，写下了我的证言，叙述了具体过程，我的伤势和深圳红十字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中山医院，五官科医院的诊疗结果，也谈了自己的疑问和看法，希望查清事实，早日破案，以免再有他人受害。
对此，我是很认真的。
今日之我远非昔日可比，区区五页文字，以往我不消二个小时就可以清稿，如今花了我整整二天的时间（还不包括思考回忆和核实而酝酿几天的腹稿）。开始握笔时，因右手有伤，右小指呈“兰花指”状，捏不住笔，边试边练边写。更麻烦的是视力，以往惯用双目，如今用一只眼睛写字还真不习惯，有视差，老把字写歪了，斜了。弄了半天，边打草稿，边练字。草稿完稿，字也象了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家里地方小，只有一张我自己做的写字台，女儿读书做功课要用。我先是坐在饭桌上写，女儿看我一写半天，就自己搬了个方凳，坐在小板凳上去做她的作业，把写字台让出来给我去写。我坐到写字台前只写了几个字，就感到右手和胸部都不舒服。我干脆叫女儿帮忙，和她妈妈一起帮我把吃饭用的方桌拖到我的床边，让我扒在饭桌上写，写写停停，息息躺躺，起来再写如此反复，折腾了二天，总算完成五页“大作”。实属不易，我就象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伟大工程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脱稿后，我再柱着拐杖，一拐一跷地到公司去把材料发给深圳小许。
小许收到后，当即回电说已与深圳公安联系，他们的局长很重视，约期见面，由小许当面递交材料。电话中听得出，小许对早日破案很有信心。
一周过后，小许电话来了，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遗憾而无奈的。深圳公安需要的证言，是希望我作为遇劫跳车的当事人，承认自己跳车的陈述。他们坚称有目击证人的证言，我问何人证明，小许含糊其词不想说，劝我算了，别问了。我知道他很为难，还是故意问他：“是那个司机？”他电话里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又说：“被劫的乘客中也有一个人说有人途中落车。不过他没有讲清楚是自己跳车，还是被人推下去的。”我知道了，广东话所谓“落车”有下车的意思，“落车”既没有逃跑或跳车的意思，也没有被推或抛下车的含义。再说正常下车，即使摔倒也不会造成我这样的伤势。证言原来如此，我哑口无言，心中明白，在深圳呆了这么些时间还搞不懂，就真的拎不清了。我也不为难小许了，谢过小许，答应接受他的婉言劝告，表示算了，不钻牛角尖了，以免伤神伤心伤精神，于养伤也没好处。
直到后来，有人向我透露一个“防扩散”的内幕消息，令我不得不服。说开无妨，当时办案者开了个价，要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人的工作。这个价位不算高，但不好弄，我方没有答应。下文可想而知，我想通了，彻底通了。
从此以后，我一切都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