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孙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句容郡王世绩碑》曰：“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又《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飨》条：“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与燕之服，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後服焉。”柯九思《宫词》注云：“凡诸侯王及外番来朝，必锡宴以见之，国语谓之质孙宴。质孙，汉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是故，赴宴者着一种颜色花样相同之宴服，剪裁有定制，非上赐不可。此种衣曰只孙衣，冠曰只孙冠。此种大宴制服元太祖时已有之，《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传》：“买哥（阿海之孙）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又《太宗纪》：“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又《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明年（太宗十三年）班师，授钤部千户，赐只孙为四时宴服。”此种赴宴制服太宗时尚须自制，自世祖时，则由上赐。《元文类.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贞元年……［月吕鲁］入朝，两宫锡宴，酬酢尽欢，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秃忽鲁蒙赐侍宴之服，曰只孙，昭异数也，命妇获受此服，由公家始。”前此大臣已获受宴服矣，今後命妇亦然。只孙衣既由上赐，故禁中有藏只孙衣段之库，《元史.世祖纪》曰：“禁中出纳分三库：御用宝玉、远方异珍隶内藏，只孙衣段隶右藏，常课衣、绮罗缣布隶左藏。”《元史.舆服志》曰：“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於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又曰：“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夏之服凡十有五等。”至於质孙之材料，则有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剪茸也；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等等舶来衣料。只孙服上又盛饰珠宝，以珍珠为最，如天子夏之只孙有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於金锦也；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於金锦也。案：大珠为答纳，即塔纳，见前第五十一首诗注，小珠则为速不也。当以珍珠穿成花样缝在金饰只孙衣上，故只孙衣有珠衣之称，同理只孙冠因以珠为饰，称珠帽。《辍耕录.只孙宴服》条：“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於天子则服之，今所谓赐绦衣是也，贯大珠（塔纳也）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百官之质孙则冬有九等，夏有十有四等。终元一代，赐珠衣珠冠之事史不绝书，不胜枚举也。不独百官可预宴，宿卫（怯薛歹）亦然。《元史.英宗纪》：“百官及宿卫士有只孙衣者，凡与宴飨，皆服之以待，或质诸人者罪之。”但诸王驸马之侍衞则不可，见《顺帝纪》：“禁诸王驸马从衞服只孙衣，系绦环。”元亡以後，明时校尉之士服只孙衣，见《松江府志》：“只孙，元时贵臣侍宴之服，今衞士擎执者服之，着丝地团花，有青、绿、红三色。”《坚匏集》曰：“元亲王及功臣侍宴者，别赐冠衣制饰如一，谓之只孙，赵廉访家传御赐金衣只孙一袭是也。明高帝定鼎，今值驾校尉服之，仪从所服团花只孙是也。”故明人武断明太祖以元贵人服为明贱者之服。诚然明之校尉服制服名只孙衣，须知元时即称衞士与乐工之制服为只孙衣，见张昱《辇下曲》，控鹤卫士之只孙衣为青红色也：“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执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又见《元史.舆服志.控鹤围子队》条。然此种制服与宴服之只孙不同，只孙不过言一色一样剪裁而成之制服。明亡，清时当沿用之，至民国出殡时，尚有一种团花绿色制服，为抬棺及擎执者之制服，即元控鹤衞工与乐工之只孙遗制也。至於只孙宴，又名诈马宴，若干年来学者以为只孙含有“赛马”或“装马”之意义，近见韩儒林先生论文，则以为“诈马”乃波斯文衣之译音也。
八十七
天马西来自佛郎，图成又勅写文章。翰林国语重翻译，袄鲁诸营赐百张。
案：天马西来为元季轰动朝野一大事，乃教皇遣使，来华献马也。前此欧洲元首有遣使至蒙古大汗和林都之事，因非汉地，当时蒙古朝廷中汉人能文之士者绝少，故未见之於中国史乘。此次不然，因在元季，当时君臣皆甚文明，又有文字图画以纪其盛，故若搜集元人文集，便可得一“天马来华论”甚不难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年七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後二蹄皆白。”欧阳玄《圭斋集.天马颂序》曰：“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西历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皇帝御慈仁殿（上都），拂郎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郎，貌以为图。二十三日壬辰以图进。”周伯琦《近光集.天马应制行序》：“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佛郎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他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骨曷〉下，金辔重勒，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者。”
佛郎：乃指佛郎克人所建之国，换言之，西欧拉丁天主教势力范围，包括德意英法等国，即查理曼所建大帝国（）也。刘郁《西使记》曰海（地中海）西有富浪国，或即此佛郎之对音。佛郎贡天马之事，冯秉正（）曾叙及之於其所译述之《中华通史》中（卷九，页五七九）。
图：天马由周郎画成，又命揭傒斯作赞，又命文臣赋诗以讴歌其事。除前述周伯琦《天马行》，欧阳玄之《天马颂》以外，应制赋诗者多人。张星烺所编之《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曾收辑一部份，有关天马之文学，尚有许多未收者。此图在大内中，清乾隆时《石渠宝笈》曾着录之。又当时在内廷服务之欧洲传教师宋君荣（）曾见其图，不胜惊异赞叹也。惜此图为英法联军野蛮暴行，火烧圆明园时毁坏。胡敬《西清劄记》卷四页三十三至三十四《周郎拂林国献马》条曾详记此图，此诗可补当时应制诗之不足者，即图成诗赋成时顺帝曾鑴板成书，以赐奥鲁诸营，惜此稀有之.像文学已不复存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