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思当第不愧为中国通，他“嗅”到了底层的运动将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5月31日，他写道：“自从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时间内，我有太多的时候要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写的所有的每月汇报，都想暗示一种对在民众中的不安的担忧。这种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烦或混乱不断出现，意味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就能够引起一场可怕的大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现的征兆，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恰恰是对另一种命运的恐惧的转移。实际上，中华帝国在1911年到来之前，度过了它最后的安宁时日。
我们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样，邦思当第要去西藏地区旅行。他离开几天之后，四川省进入了半军事暴乱的情况，在后面支持的是地方议会的成员。运动原因要回溯到几年前义和团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好几个省的议会议员想联合起来买回在外国人手中的铁路修筑权。买回筑路权的钱对这些地方议员来说太多了。而国家为了铁路国有化，却从外国银行里借钱修路。1911年，面临着川汉（汉口）和粤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这几个相关省份的议员起来反对。四川，这个有着反叛传统，并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铁路，以解决它地理上的封闭问题的省份，情况变得尤其激烈。
这个围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信件电报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成都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隔绝起来。儒勒这段时间写给玛利亚的信很少，用词也很谨慎。但在他的述职报告中，则表现了这些事件的严重性。9月12日的第一份相关报告中显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轻视这场运动：
大罢工和革命性暴动是在8月24日开始的，理由是通过外国借款将铁路国有化。直到月底，运动还在持续，官府本应该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残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组织的。
快到9月底的时候，儒勒告诉玛利亚，政治气氛好转了。北京的法国领事也急着向巴黎汇报：“成都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我们才了解这是围困的结束，最严峻的时期过去了。儒勒格外平静和自信。他的上级对他倍加赞赏，成都的法国居民们也表现出一副“生活在继续”的态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亲爱的妈妈：现在，欧洲和美国都正式宣告切断与成都的正常联系，一万名起义的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个消息是这段日子里惟一让人不快的东西。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我想你们不会太长时间陷在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印象里，你们早就应该知道，起义人员在军事包围展开之前就已经撤退了。我从公使团那里收到一封这样开头的电报：“我对于您在通信里表现出来的镇定表示敬意。”这句话使我很开心，就像听到法国公使团长因这场事而受到责备一样高兴！
我们还是操办日常的宴席：自从暴乱以来，木雅克夫人的大厨师掌控了炉灶。只要他愿意一显身手，我们就能吃得美味，并直舔手指头。这是“饥饿的恐怖”。要是你看见我们的话，就知道所有人都脸色不好！
我不知道邦思先生在哪儿。他如果知道错过了如此一个写报告的好机会，会悔恨得揪头发。可这对他是遗憾，对我却是机会一千个吻成都，1911年10月1日亲爱的妈妈：
就像你将从我的报告里看到的那样，除了各种疾病以外，没什么新鲜事发生。幸好这种情况还不严重。我倒是没病，就是有点累。
重庆的消息说，成都被封锁了几天的事实，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们那里一向宁静，却因此而全副武装。并且在你知道的那个小丘上的领馆周围加强了防备。我们这儿呢？我们统共有两支来福手枪。我们基本上是安全的。
越深入坚持，我越感谢意外之神给我机会参与这样重要的事件，并且是独自参与。我想说这里没有上级。这是把我的词句念给德塞尔夫先生的惟一机会！不愿再发信的邮局，终于给我们送了些信来。这是你8月17日和24日的两封信。你告诉我你要在晚餐上讲述这一切，你毫不怀疑四川将会成为一个最令人心动的话题。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一千次儒勒这样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击碎了。四川的情形发展到了其他地区。武汉发生了以孙稼先领导的国民革命党发动的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