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情形离恢复正常还很远。到9月30日，儒勒声明他无法呈递他的每月述职报告，“邮路不通，电报的中断和报纸的停发，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必要的信息”。
第二部分：1909~1912：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成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外国邮局很难工作，特殊邮递员常常不能来，以至于领馆被迫自己派遣使者，带回其他地方的口头消息！不论如何，儒勒还是设法给玛利亚发了几封信。成都，1911年10月16日亲爱的妈妈：你那样说不太合适，在9月8日的信里你写着：“独自被留下几个星期，也是给学徒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之一。”我觉得可以说，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是学徒了。并且这事还没完，还差得远呢！我不和你再谈它了，因为我给你附上了我的报告，另外，你应该已经知道，汉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我给你寄来几张珍贵照片，它们的价值难以估量，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只有在成都才能拍到。你能在照片背后看到关于它们的解释。你可以去《插图》报社，圣乔治街的那个，问问他们是不是能复制，只要不毁坏照片，就可以将照片留在他们那里。你要和他们说，我不要稿酬，只需在照片下标注：“由总领馆负责人J·L先生提供。”
在那些对事件的表达流于肤浅的同事身旁，儒勒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镇静，出色而客观地发布了一些消息。10月21日，他叙述最终找到了在西藏失踪的邦思当第，就体现了这种镇静：
我最终收到了邦思当第先生的消息：他在塔仙楼（音）困了一个月而出不来。我请他回来的电报发到了道乌（音）。他立刻从道乌出发，六天后到了塔仙楼，那是农历7月26日。所有通途已经被封锁。一个邮递员抄小路来到领馆给我送他的信。出于谨慎，我们决定最好不再通信。整个西藏似乎都处于封闭之中。
从北京来的报纸发表了官方评论，与我的报告并不完全相符。我已经表达了获取信息有多困难，所以我从不否认，我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坚持那些我传达的被称为是错误的信息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现在在成都，物价变得十分昂贵。我们欧洲人的钱还够花，可对于民众来说，抬价就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再也找不到煤炭和木柴，一些行政机构徒劳无功地收购。煤和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我们也同样，很快就会缺乏一些欧洲食品，这种亏缺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可能很大。钱变得罕见：我们从能提款的银行里把钱都提出来了。官方办公室也停止发薪。有人向我证实，通常在农历每月26日给士兵发薪的军饷处，今天也没发出钱来。
武汉革命之后不久，中部和南部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上海紧随其后。帝国在面临崩溃之时，重新任命袁世凯为最高军事首领。这种重新任命，表现出帝国的绝望。因为袁世凯从1909年就因为其新思想和扩大的影响而被免职。这是帝国争取苟延的最后机会，却实际上促进了自己的灭亡。袁世凯领导军队夺回了汉口，汉阳。但他很快就明白，外国人已经放弃了满清政府。而他可以把局势拧向对他个人有利的一面。
在当时混乱的中国政局阴霾下，儒勒继续给母亲写信。他也收到了两封父亲的来信。同行的鼓励和父亲的柔情，给儒勒周围阴沉的气氛中增添了一道亮色。巴黎，1911年11月9日亲爱的儒勒，我怀着强烈的兴趣读了你的信和报告。你经历了艰难时光，我的小家伙，这是显示你价值的机会。
毫无疑问，你会坚持，表现得像你一开始就表现的那样，做一个积极、热情和冷静的官员。这是事业的好开头。我衷心地为你喝彩，向你祝贺！我们当然很担忧，害怕这样严峻的事件给你带来的重担，带来不可避免的疲劳。中国的消息只能通过英美的报刊传到我们这里。都说运动是在中国人之间进行，外国人没有受到牵涉。这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刺激欧洲或美国势力介入。中国人明白这点，这是个好兆头。幸好，你有一种快乐的天性，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天性是非常珍贵的！我亲爱的小家伙，愿上帝保佑你！你的生活至今为止都十分幸福，我认为，你碰到这件事对你是一个新机会。你能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全心拥抱你阿尔弗雷德·k
巴黎，1911年11月24日亲爱的儒勒，我今早收到你10月12日的信，倍感欣慰。它证明成都的通讯没有完全中断，而你继续用好的心态来证明你的冷静和勇气。我们没有一分钟不想你。你母亲非常警惕，不显露出忧虑来。但我感到了她的忧虑，实际上也确实有担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