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秦观亦能自己度曲，这是他的《画堂春》，因为词中有画屏、画楼的字样，所以有了这样的名字。
画堂在诗文中出现是很平常的事，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诗》中有：“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拂檐”的句子，这可能是画堂春色较早的描绘了。唐时大凡豪贵之家皆雕梁画栋，豪华富丽的厅堂都叫画堂。其实在寇准原创的《踏莎行》中亦有“画堂人静雨蒙蒙”一句，如果不是那时寇准眼前莺飞草长，脑中想到那几句唐诗，他完全有可能将《踏莎行》取名为《画堂春》。只是同样是画堂，寇准笔下的画堂和秦观笔下的画楼含义并不相同，就像他们的性格与人生完全不同一样。
《踏莎行》和《画堂春》吟咏的内容和曲调上的起伏基本相似，大都是伤春之作，因人而有境界高下不同而已。秦观这两首《画堂春》好在“放花无语对斜晖”，比那些“好花堪折直须折”的伤春玩春之作，岂非两个境界？看到这样的句子，你会伤心着他的伤心，惜春人亦如春色，浑然忘我，这样春色淹留的画堂也似一个象征，读书人苦读进取也可说是为了有这样一座象征身份地位的画堂，而一旦被弃，画堂也成了禁锢雄心，消磨岁月的牢笼。
黄庭坚也作《画堂春》，没有春光妖娆，倒有秋意清凉。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相伴蝶穿花迳，独飞鸥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
定风波与满庭芳(1)
公元一○八三年，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四年，也是朝云来到苏轼身边的第九个年头，她已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小小的妇人，而他奔波羁旅的宦海生涯犹自漫漫无涯。近千年之后，我翻看苏轼的年谱，看他六十四年的生命中西来东去，南迁北移的足迹，真是辛酸。除了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几年，他几乎不曾有过平静安稳的日子。黄州于他其实是一个好地方，于宋词更是一个闪烁着神采的地方。他在那里营筑雪堂，躬耕东坡，在那里酝酿千古绝唱，那一年中有两件事在遥远岁月中闪着凄恻而温暖的光芒。
那一年，他的好朋友王巩从被贬的岭南被召回，路过黄州来看他。王巩是苏轼的好友，是因为乌台诗案受连累而被处罚得最重的几个人之一，被贬到了遥远的岭南宾州。对于朋友们因他而获罪，苏轼心中是很难过的。他在后来为王巩的诗集作的序中曾说过一段话，真切地记录了他对于王巩的感情。当年因为他，王巩被贬，王巩一个儿子死在宾州，一个儿子死在老家，而王巩自己也差点病死，苏轼心中难过愧疚，心想王巩心里一定对他有所怨恨，都不敢写信去问候他。可没想到，王巩不但没有怨恨他，后来还把自己写的几百首诗寄给苏轼，非但不怨，且清平丰融，有治世之音。真正是不怨天不尤人。苏轼大为感动。被贬黄州前，王巩有一次到徐州看望当太守的苏轼，王巩和朋友们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的潇洒被苏轼喻为“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苏轼就是这样的坦白真切，说他可爱那是真的。就连给别人写序文他都坦诚如此，也有些小心眼，甚至软弱。但他从来不虚伪，胸怀敞亮如天地。在王巩从贬居地返回京城途中路过黄州来看望苏轼的时候，苏轼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在这次会面中，重点人物不是苏轼也不是王巩，而是一个叫柔奴的女子。
柔奴是王巩的侍妾，一如朝云之于东坡。
当年王巩被贬出京，只有柔奴随他前往。柔奴本也是洛阳城中大户人家的女孩，小时候家境不错，后来家道中落沦作歌女，被王巩纳作小妾，王巩待她亲厚，并未让她吃过什么苦。王巩落难之际，她毅然随行。在会面的酒宴中，苏轼见到了这对患难夫妻。于是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和那首后来千古传唱的《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做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乍见柔奴，觉得她愈发的美丽，岭南五年的湿热与风霜不但没有憔悴柔奴的容颜，反而让她更显妩媚清丽，生活显然是艰苦的，岁月如何能像她的笑容还有梅花的清甜？宾州该是他们的伤心地才对啊，苏轼转头向柔奴，问，在岭南生活一定很艰苦吧？柔奴笑着淡淡地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一语道破了天机，天机不过就是人心而已。
当年的王郎就被苏轼称作“琢玉郎”，是说他多情而潇洒，天都合该配给他一位灵巧聪慧的会做点酥巧食的女子。柔奴的歌声如炎日飞雪，荒凉湿热之地因为有了她的歌声而变得清凉，岭南的梅影映在柔奴的笑容和歌声里，一花一世界，一心一重天。有这样的女子，王巩何幸；有这样的朋友，苏轼何幸。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藉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悟天意。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柔奴首创，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可见，柔奴是个知书识理而感性的女子，随遇而安、洞悉世事是男人的通达心性，她只是跟随他而已，与他共进退，这世间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繁复的心思和衡量，爱是肯定有的，但她亦未多想，想多了必然没有这般淡然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