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语法、语音的变化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象“吾谁欺？”“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象“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语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ｒóｎ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ｓｈēｎｇ］。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ｃｈéｎｇ］。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ｑíｎｇ］。”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
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郭”、“白”、“别”三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ｙǒｎｇ］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4.从文言到白话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拉越大的倾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使它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象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中世纪的梵文，都是显着的例子。
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汉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而况口语里有些字究竟该怎么写，也煞费踌躇，虽然历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而且各写各的，以致异体泛滥），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同时，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容易，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不那么迫切，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文言”的局面。
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白话”。白话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汉语。这是大概的说法，不免有点简单化。一方面，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另一方面，白话在最初还不能完全摆脱文言的影响，而在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更不能不从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
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书经》做例子：
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①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文，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就被认为是古奥的文言了。
象本文头上引的那一段《战国策》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般文字，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还相去不远。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汇、语法，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例子。
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奏疏，本文是工整的“骈文”（比一般“古文”更多雕琢），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供词却是语体。选录一部分如下：
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
泛［ｆàｎ］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勿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闟茸［ｔà－ｒóｎｇ］，名教所绝。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绔。恶积衅稔［ｒěｎ］，亲旧侧目。……这一段引文的中间部分和前后两部分形成明显的对照。诉状供词，轻则关乎一场官司的胜败，重则牵连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的性命，人家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写信是代替面谈的，所以一般书信（即除了“上书”之类）总是比较朴素，不能离开口语太远。陆机、陆云两弟兄是晋朝的有名的文人，陆云写给哥哥的信是这样的：
……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颇”是稍微的意思），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为一分。……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虑。今自好丑不可视，想冬下体中隹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闲居恐复不能不愿，②当自消息。
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括较多的口语成分。引《百喻经》里的一个故事做例子：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食空盐。食已口爽（“爽”是伤、败的意思），返为其患。
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佛经里边有很多故事，和尚讲经常利用这些故事，加盐添醋，象说书似的，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扩大范围，佛经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敦煌变文集》里还保存着好多这样的故事记录，引一段做例子：
青提夫人闻语，良久思惟，报言：“狱主，我无儿子出家，不是莫错？”狱主闻语却回，行至高楼，报言：“和尚，缘有何事，诈认狱中罪人是阿娘？缘没事谩语？”（“没”就是“什么”）目连闻语，悲泣雨泪，启言：“狱主……贫道小时名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狱主莫嗔，更问一回去。”
除此之外，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这些问答的话，听的人非常重视，照实记下来，流传成为“语录”。后来宋朝的理学家学他们的样儿，也留下来许多语录。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也引一段为例：
诸和尚子……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悟。体你屋里老耶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
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一则有些古代文字，象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状，虽然是语体，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二则流转下来的资料总是文白夹杂的多；大概说来，记录说话的部分白话的成分多些，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分多些。通篇用语体，而且是比较纯净的语体，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话本”
（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才能算数。甚至在这以后，仍然有文白夹杂的作品出现，《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例子。
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着，成熟着。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直到“五四”之后才占领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这跟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文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了一个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白话文才成为一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但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大有不同了：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又从文言，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语，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大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
────①这是《盘庚》上篇里的一段，有顾颉刚先生的译文：“先王的规矩，总是敬顺天命，因此他们不敢老住在一个地方，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了五次了。现在若不依照先王的例，那是你们还没有知道上天的命令要弃去这个旧邑，怎说得到继续先王的功业呢！倒仆的树木可以发生出新芽。上天要我们迁到这个新邑中来，原来要把我们的生命盛长在这里，从此继续先王的伟大的功业，把四方都安定呢！”
②“愿”字疑误。
语文常谈７。四方谈异汉语有多少方言？方言语汇的差别主要的语音分歧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要推广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