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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古今言殊
1.语言也在变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这种语言变异的现象,人人都有经验,汉朝的哲学家王充把它总结成两句话,叫做“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这正好用来做我们《常谈》的题目,这一次谈“古今言殊”,下一次谈“四方谈异”。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yì]、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
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作“明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
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2.语汇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着。①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
的《駉》[jiōng]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十六种:“驈”(yù,身子黑而跨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lí,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zhuī,青白杂的),“駓”(pī,黄白杂的),“骍”(xīng,红黄色的),“骐”(qí,青黑成纹象棋道的),“驒”(tuó,青黑色而有斑象鱼鳞的),“骆”
(luò,白马黑鬃),駠(liú,红马黑鬃),“雒”(luò,黑马白鬃),“骃”(yīn,灰色有杂毛的),“騢”(xiá,红白杂毛的),“驔”(tǎn,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象《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做“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象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象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象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尔、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本来是一种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肥皂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装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辽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象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
;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①关于语汇和词义的变迁,请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本文所引例子有一部分是从那里转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