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中间加一个“的”字，“我的笔”我可以送给人，“我的年纪”年年不同，“我的名字”既不能送给人，也不能随时改变。甚至同样几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的书”可以是我买的，也可以是我写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给人的，也可以是人寄给你的；“他的照片”可以是把他照在里边的，也可以是他收藏的；“我的牌是新买的”，这副牌永远是我的，除非我把它送给人，“这回我的牌可好了”，这副牌几分钟之后就不存在了；“跑码头的专家”可以是对坐在家里的专家而言，也可以指一个先进的采购员。有人说“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有语病，因为学习的是雷锋本人。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锋的好榜样”完全可以理解为“雷锋这个好榜样”。
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更加是多种多样，有的得用许多话才说得清楚。同一个“跑”字，“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单帮、跑龙套”是以什么身分而跑，“跑马”
是让马为自己服务，“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一般常说宾语代表动作的对象，那么上面例子里的名词都不能算做宾语，可是不算宾语又算什么呢？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说几个难于归类的例子：“报幕”、“谢幕”、“等门”、“叫门”、“跳伞”、“冲锋”、“闹贼”、“赖学”、“偷嘴”──这里的动作和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说？汉语里能在动词后面加个什么名词是异常灵活的，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例如“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高玉宝），“这些人认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出戏就应当唱他一个人”（萧长华）。
跟修饰关系一样，同一动词加同一宾语还是可以有两种意义。教师说“我去上课”是去讲课，学生说“我去上课”是去听课；大夫说“我去看病”是给人看病，病人说“我去看病”是让人给他看病。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语言实践中的经济原则：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比如“谢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罗嗦了点儿吗？当然，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汉语里说“你见着他了没有？见着了，”英语说“Ｄｉｄ
ｙｏｕｓｅｅｈｉｍ？Ｙｅｓ，Ｉ
ｄｉｄ。”汉语的回答必须重复问话里的动词，英语可以用ｄｉｄ这个单音助动词来代替；英语ｄｉｄ前边必得说出主语，汉语“见着了”前边不必说“我”
；英语要在前面来个ｙｅｓ，汉语不要。总的说来，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汉语里真正的介词没有几个，解释就在这里。
3.什么是“意义”
谈语言和意义，谈来谈去，有个重要问题还没有谈到：究竟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很多不容易谈好，可是谈还是得试着谈谈。如果说“意义”是外界事物──包括各种物件，它们的特征和变化，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一切和说话的人的关系──在人的脑子里的反映，而这“意义”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明确起来，这大概可以代表多数人的意见。问题在于“意义”依赖语言到什么程度。有一种意见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意义”，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又比如人们点点头，招招手，也都可以传达一定的意义。可见不是离开语言就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说，某种语言里没有这个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脑子里就缺少与此相应的概念，这就有几分道理。比如汉语里的“伯伯、叔叔、舅舅、姑夫、姨夫”在英语里都叫做“ｕｎｃｌｅ”（俄语“дядя”），是不是说英语的人的脑子里就没有“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母亲的弟兄、姑妈的丈夫、姨妈的丈夫”这些意义呢？当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都是ｕｎｃｌｅ，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分辨。这就是说，只有与ｕｎｃｌｅ相应的概念是鲜明的，而与“伯伯”等相应的概念是模糊的。反过来说，说汉语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伯伯”等等，这些概念是鲜明的，而“男性的长一辈的亲属”这样的概念是模糊的，是要费点劲才能形成的。对于外界事物，不同的语言常常做出不同的概括。我们总觉得外国话“古怪”，“别扭”，就是这个原故。
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现无穷的细节，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来，可是语言没法儿丝毫不漏地把它们全都表现出来，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比如现实世界的苹果有种种大小，种种颜色，种种形状，种种口味，语言里的“苹果”却只能概括所有苹果的共同属性，放弃各个苹果的特殊属性。概括之中还有概括，“水果”比“苹果”更概括，“食品”比“水果”更概括，“东西”比“食品”更概括。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这样高度概括的字眼，如“东西、事情、玩意儿、做、干、搞”
等等。
单词是这样，语句也是这样。比如“布鞋”，这里不光有“布”的意义，“鞋”的意义，这是字本身的意义；还有“是一种鞋而不是一种布”的意义，这是靠字序这种语法手段来表示的意义；还有“用……做成的……”的意义，这是在概括的过程中被放弃了的那部分意义。象“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
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比如“苹果”，并不指一种无一定大小、颜色、形状、口味的东西；同样，“布鞋”、“谢幕”也都隐含着某些不见于字面的意义。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象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暗示的意义，正因为只是暗示，所以有可能被推翻。比如说到某一位作家，我说“我看过他三本小说”，暗含着是看完的，可要是接着说，“都没有看完”，前一句暗示的意义就被推翻了。一位菜市场的售货员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顾客来买辣椒，她问：‘辣椒辣不辣？’我说：‘辣，买点儿吧。’她说：‘哎哟！我可不敢吃。’后来又来了一位顾客，问我辣不辣。我一看她指的是柿子椒，就说：‘这是柿子椒，不辣，您买点儿吧。’她说：‘辣椒不辣有什么吃头！’说完走了。”这是听话人误会说话人的意思，也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有某种暗示的意义。
从前有个笑话：有个富翁，左邻是铜匠，右邻是铁匠，成天价丁丁东东吵得利害。富翁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搬家，他们都答应了。赶到两家都搬过之后，丁丁东东还是照旧，原来是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富翁所说的“搬家”暗含着搬到一定距离之外的意思，可是照字面讲，只要把住处挪动一下就是搬家，两位高邻并没有失信。
欧阳修的《归田录》里记着一个故事。五代时候，两位宰相冯道跟和凝有一天在公事房相遇。和凝问冯道：“您的靴是新买的，什么价钱？”冯道抬起左脚说：“九百钱。”
和凝是个急性子，马上回过头来责问当差的：“怎么我的靴花了一千八百？”训斥了半天，冯道慢慢地抬起右脚，说：“这一只也是九百钱。”这一下引起哄堂大笑。
暗示的意义甚至能完全脱离显示的意义。比如“谁知道”，有时候是照字面讲（“谁知道？请举手”），有时候却等于“我不知道”（“你说他会不会同意？”“谁知道！”）。修辞学上所说“比喻”、“借代”、“反语”等等，都是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例子。就因为暗示的意义不太牢靠，所以法令章程所用的语言尽量依靠显示，尽量减少暗示，防备坏人钻空子。与此相反，诗的语言比一般语言更多地依赖暗示，更讲究简练和含蓄。
有时候暗示的意义可以跟显示的意义不一致而同时并存──一般是分别说给同时在场的两个人听的，──这就是所谓一语双关。《芦荡火种》第九场刁德一审问沙奶奶，叫阿庆嫂去劝她供出新四军伤病员转移的地址。阿庆嫂对沙奶奶说：“你说呀。一说出来，不就什么都完了吗？”这里的“什么”，在刁德一听来，指的是沙奶奶如果不说就要面临的灾难；在沙奶奶听来，指的是伤病员的安全。（后来改编成《沙家浜》时，这一段删去了。）以上讲的都还是语言本身的意义。我们说话的时候还常常有这种情形：有一部分意义是由语言传达的，还有一部分意义是由环境补充的。比如听见隔壁屋子里有人说“刀！”
，你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刀”，或者“刀找着了”，或者“拿刀来”，或者“给你刀”，或者“小心刀”，或者别的什么。前面讲过的“我的书”，“你的信”
，“我去上课”，“我去看病”等等，本身有歧义，只有环境能够决定它是什么意思。
语言和环境的关系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二者必须协调，否则会产生可笑的效果。比如你跟人打牌，人家夸你打得好，你说，“打不好，瞎打”，这是客气。可是如果象相声里边那位打呼噜特别利害的朋友对同屋的人说，“打不好，瞎打”，那就叫人啼笑皆非了。有一位华侨回国之后学会了一些寒暄的话，有一天送客到门口，连声说，“留步，留步”，弄得客人只好忍着笑嗯啊哈地走了。
语言的地面上坎坷不平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这种种情况从前人也都知道，所以才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这些个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是不是可以说：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语言的地面上是坎坷不平的，“过往行人，小心在意”。说话的人，尤其是写文章的人，要处处为听者和读者着想，竭力把话说清楚，不要等人家反复推敲。在听者和读者这方面呢，那就要用心体会，不望文生义，不断章取义，不以辞害意。归根到底，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效率如何，多一半还是在于使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