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悠悠地吸着烟，好象在思考，神态悠闲超脱。
　　“您的妻子。”他说，“即便她决定离婚，我认为她是打定了主意，可是她还一直爱您，您知道吗？”
　　他摇了摇头，又说：
　　“是啊，亲爱的朋友，她爱您，您也爱她，这点我感觉到了。但是，您是一位作家，您遭到了磨难，六神无主，您本身就是您创作的素材哟。”他激动起来，又接下去说：“您必须经受痛苦才能出作品。我为人辩护，这也算是创作，可是微不足道，您瞧，这能同您的创作相比吗？不过……”
　　他提起罗莉，并一再对我说她爱我。我不再听他讲话，否则我就会把自己又重新套入罗网中。
　　“您什么时候见到罗莉的？”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一时懦弱，提了这个问题，这等于我把门打开，就象一个叛徒开门向敌人献出要塞一样。田大凯猛然冲进来。他向我描述罗莉，眼睛并不看我，仿佛存心要回避，好让我独自感受内心的激动。
　　“见到啦。”他说，“她是一位年轻的、聪明的、不知所措的妇女。她不明白您为什么就这样离开了她，但竭力想勇敢地面对这种现实。您使她的整个生活改变了，而且，是啊，我还要强调这点，令人惊异的是，她依旧爱您，并不怨恨您。她想尽量做出解释。她向我谈到您的母亲。”他叹了一口气，“谈到您的工作，谈到您正在改编的李将来的那篇小说。不过，您别回答我是或不是……这没必要。当然要有手续了，可是，您与罗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你们之间为什么……”
　　他的身子向我歪过来，我任凭他插进我的生活中。我只有投降了。
　　他的话和提出的问题是设的圈套，让我上了当。我也开始谈论罗莉了。我口气婉转，话说一半便停住，然后又接着说下去：
　　“罗莉嘛，先生，我觉得爱她，不象爱任何别的女人那样。失败是日积月累的。同她相遇的时候，我想象……我说这些太平淡了。”
　　“不，不，生活，一点也不平淡，施崇，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我继续说下去，追述罗莉的出身，她父亲的怪癖，母亲的专横，她克服的重重困难。那个时期，正掀起女权运动，向男人们开战。田大凯频频点头，表示理解。
　　“我是一只替罪羊。她要报复一次，我则认为她要报复几次。她对待我，不是把我当作具体的人，而是当成一般男人。后来，后来……”
　　我的语气变得辛酸了。我不顾脸面，列举罗莉的要求，她关于平等的一贯言论，以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把她说成是一个苛求的妻子。传统派的讲究、时髦派的优惠，都让罗莉占全了。
　　“我知道，我知道。”田大凯喃喃地说，“那个时期，我们的处境艰难。可是，那些年轻妇女，我不能完全认为她们不对。她们要自卫嘛。我们是享受特权的人，施崇。尤其象罗莉那样一个女人，那么迷人，既有头脑，又精明，又富于感情……”
　　我表示同意，又进一步往下说。
　　“后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讲话一定很激烈，肯定出汗了，“她要改变我，她爱过我吗，我说不清楚了。也许，从一开始她就有自己的打算。”
　　田大凯抓住我的胳臂。
　　“您可不要这样想。”他说。
　　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
　　“我不能变成她要求的那样子。我不能屈从。她本人的态度交了，变得无情、对立。我恨她，先生，恨到了这种程度，我这就让您了解了解这种怨恨。在我动身到上海来的时候，离现在有几个月了，我在飞机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觉得非常可怕，一个噩梦，梦见我把罗莉杀死，就在我家里，在我们的房间里，我把她杀死了。我钻进她的房间，您知道，我一离开，她立刻换了锁，这件事刺伤了我。因此，我梦见我在等着她，把她杀掉。我在她身上乱砍。恨她到了这种地步，真可怕。”
　　田大凯站起来，掐灭他的雪茄。
　　“您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是个高度敏感的人。”他说，“谁没做过噩梦呢？这一切，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他了解得差不多了，便改变了语气和话题。
　　“您来这里这段时间收获大吗？”
　　我感到不安和辛酸。
　　“我看过《当代》的那篇文章。”田大凯接着说，“您在《团结》周刊上的谈话也看过。您的话令人吃惊。嘛。”他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在上海市政厅举行宴会时，我有时碰见他。我觉得，他人倒不讨厌，甚至还挺爽快。”
　　“他控告我诬陷他。”
　　我没有气力站起来。我想告辞，起码是不想再说话。但是，田大凯坐在我对面，显得愤愤不平。
　　“就为了这几篇文章？根本没有什么好打官司的呀。您讲的话非常慎重。他非输掉不可。”他笑了起来，“您愿意我把这件事揽起来吗？我们甚至用不着辩护。我见见他的律师，或者他本人，他就会明白的，说到底，那不过是一种恫吓手腕。”
　　他握紧了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