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的《当代》周刊1725期上，刊登了雅克·杜辉的一篇文章，占了149和150两页，题为《一名教授之死》。同时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排在149页底部，是郭文静的小照。另一张引自《北方周刊》，登在150页中间，是张荣。参加国际官落成典礼的照片。
　　张荣头部周围有一个黑圈，以便在参加庆典的人中别人一眼就能把她分辨出来。余者没有一一列出姓名，但是，凡是上海地区的读者，都能从照片上辨认出圜会议员兼上海市长杨宇，当地俱乐部老板赵乾坤，《北方周刊》社长彭涛、候文强，以及地区经济专署办公室主任黄嘉贵。
　　一名教授之死
　　一个男人杀害一个女子，然后自杀。一桩平淡无奇的案子。可是，就在前几天，此人的老相好被职业凶手杀害了。这几起案件发生之前，在这个男人居住的大楼内，还有三个人被戕害，其状惨不忍睹。这便成了问题。据说，此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大学里搞比较文学。前两个事主在一家私人俱乐部当女招待员…一一个圆滑而含糊的字眼。那个俱乐部是花钱如流水、聚赌寻欢的一种场所。
　　这一系列案件，确确实实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大家都以为了解它，熟悉它在明信片上的风光，熟悉它温暖如春的冬季，熟悉那些面对汹涌的大海、在黄埔大街扔面包屑喂海鸥的老人。这起案件，如果不是影评家朱施崇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如果不是他下了狠心弄个水落石出，大概除了上海，别处是不会知道的。
　　我去过上海，见到了朱施崇。他住在郭文静的家里。就在十天前，这位教授死在一栋大楼的门厅里。施崇是个神经过敏、容易激动的人。他叉起双手，又放下来”忽而站起身，忽而坐下。他的身量很高，体质单薄，灰发颇长，腰背微驼，嗓音低沉。据他声称，他的愿望无非是要弄清真相。然而不难看出，他心中激愤，很抱不平。
　　事实是很容易确定的。
　　靠近上海码头，有一座虹口山庄。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在山庄一层楼的一个单元房里，退休工人王能达先生发现三具尸体：吉尔贝特·吴迪太太，七十八岁，卡利尼夫妇，分别为七十六岁和六十五岁。三位老人先被打倒，接着被捅死。警方认为，可能是一个流浪汉作的案，也可能是一个患虐待狂的人干的。但是，调查尚无结果。
　　吴迪太太是个寡妇，非常有钱。她经常出入当地俱乐部，大概认识杀害她的人，很可能是她给凶手开的门。
　　几个月之后，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张荣，达菜遇害。她是当地俱乐部的女招待，二十六岁，独身生活，尸体是在上海近郊发现的。凶手朝她打了两枪，把她杀害之后，又在尸体上浇上汽油。警方初步判断是报复行为。同俱乐部的其他女招待一样，张荣有一些偶然交往的朋友。毫无疑问，她是受人“庇护”的。她可能想要摆脱她的保护人，结果受到惩罚。也许是敌对的流氓集团争斗，她成了牺牲品。
　　可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一个叫勒内·李塔的出租汽车司机，发现俱乐部的另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叫李芷，二十四岁。凶手可能是文静教授。李塔目击他逃跑，接着又发现他死了。可能是自杀。然而，郭文静曾爱上张荣，甚至有意娶她。因此，警察局与当地记者作此猜想：郭文静被张荣抛弃，希望落空，便趁去加拿大之机，制造不在现场的口实，策划将张荣杀害——上海地区不乏这种小流氓，专干这类勾当。张荣感到身受威胁，把她的怀疑告诉了李芷。文静回来，又将李芷干掉，由于被李塔撞见，便自寻短见。
　　按照这种猜想，三位被杀害的老人和文静同住在虹口山庄，就不过是一种巧合了。
　　警方首先强调，郭文静的个性很怪。他有一本著作，论述“古代小说中的烟花女子，。他可能是一个色情狂，一个在学者身分的掩饰下，恣意放荡的人。
　　这样描述文静，朱施崇完全不同意。至于和文静一个系里的同事们，则认为文静喜欢幻想，给人以好感，他完全以成年人的方式，真诚地爱着张荣·。
　　那位年轻的女子不肯嫁给他，令他失魂落魄。他曾扬言，她是受她保护人的压力，追不得已拒绝的。他受不住痛苦，便请求去加拿大，到一所大学讲学一年，以求忘却这件事。文静的同事还指出，他的论著题目是分派给他的。实际上，文静是个完全正常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近几个月，在竞选期间，他站到生态学家一边，攻击了杨宇一的发展计划。
　　朱施崇非常重视这些情况，当然，对这些情况亦应慎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当地，无论地方报纸还是警察局，对此都讳莫如深。
　　施崇发现，吴迪老太太在崇明岛地区拥有大片土地，总计二十七公顷。另外一些被采访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愿意披露姓名。在崇明岛有一项兴建计划，政府刚刚予以批准，要建一个旅游中心，规模非常宏大：几十座别墅、两栋旅馆、一个游艺场、一处高尔夫球场。高马丹国际公司屡次出价，要购买吴迪太太的地皮，但她拒不出售。吴迪太太的土地，正处在筹建的旅游中心的心脏地带，她执意不卖的态度，给这项工程造成的后果尤其不堪设想。只是在她死后，这桩交易才得以做成。这样，这项巨额投资的旅游工程方能破土动工。
　　郭文静同他搞生态学的朋友一起，掀起一场运动，反对市长。文静被判处诽谤罪。杨宇已胜诉，得到了象征性的赔偿。
　　高马丹国际公司的股东，除了巴黎的一个政界人士、一家英国投资公司，还有夏曹俊夫人（市长夫人）、赵乾坤先生（夜总会和当地俱乐部老板）。
　　这些不同的情况森然罗列，无法联系起来。在上海，胆敢捋捋虎须的人为数有限，首先要推朱施崇。
　　市政府政策的一个反对派，省工会书记蔡涛，也不肯这样干。他还是杨宇的对手，曾多次参加竞选市长。他仅仅指出，只有上海人，才能吃透这座城市，吃透这里的金融和家庭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形成了宗派，组成了的支持者。这种“地方体制”在南方城市政权中非常典型，只要在这座城里进行短期的调查，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有多种亲缘裙带关系的人，自然要拉帮结伙，但无任何凭据证明，这种关系超出了他们友谊的正常限度。
　　此外，在上海形成了一种气氛，谣言不胫而走。有人谈到文静案件，以及由此揭示出来的风化败坏的问题。如果案情调查没有进展，如果舆论中提出来的问题得不到解答，文静事件就会扩大，这座城市的某些头面人物的声望，就要受到损害。
　　事态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一名教授之死，就可能引起一桩政治与金融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