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倒会挑怪地方住。”
我瞧着他上了那辆停靠在几十米远处的汽车,慢慢地在大路上开动,经过我身边时连一个招呼也不打。
这一天短暂的太平时刻结束了。我甚至把刚才无忧无虑的心情和在档案馆度过的几小时,也理解为我给自己设下的又一圈套。我眼前漆黑,本该提心吊胆,五官并用,而我却象木偶似地毫无意识地行动。一直要到不可挽回的时候我才感到不安,感到应该谨慎小心。但是太晚了!尽管到时候满腹焦虑,打退堂鼓却不可能了。在处理跟罗莉的关系上,我就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决定跟她分手时根本就没考虑后果。罗莉、上海,这两个词相似得几乎分不清彼此。罗莉已经向我报复,现在轮到上海了。
起初,一切都很平静。我以为他们当天晚上就会找上门来威胁我:“请你明天就离开上海!”于是想了一个计划:搬出文静的寓所,到附近一个村庄上去落脚,不编剧本,先写一部调查记,等书一出版,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再说,也可以用这本书为题材,拍一部电影——第一部敢于揭露现实的电影。从此以后,我的名字就能列入我一向钦佩的意大利电影大师,如罗赛里尼、罗西和贝特利等人的行列中去了。晚上,我半睡半醒地躺在文静书桌前的沙发上,胡思乱想了整整一夜。
上午十点钟光景,我正要着手把打算编入剧本的人物生平做成卡片,电话铃响了。我好象听出了是罗俊的声音:“您看报了吗?最后一页。”说完就挂了。
我还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发愣,也没有跑出去买报,心想事情果然发生了,却又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反正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人把我这种思想状态看成是明智,或是看成胸有成竹。
上午,我满不在乎地把一些琐事处理完毕,又表现出了我的双重性格:一方面焦灼不安,而另一方面,自尊心又迫使我把动作放慢。我收听了广播。“走着瞧吧!”我对自己又说了一遍。
我刚整完装,门铃响了。我朝过道走去,心想:“他们来了!”,他们是两个人。一个穿着一件风雨衣,领子往上翻着;另一个背着手,微微向我点点头。我这个人很少与警察打交道,从来也不超警车。我怕警察,因为我对法律毫无信任。在我看来,任何社会都是专制的,不管什么警察都是盖世太保。二次大战期间,我还是个孩子,可那时候的恶梦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两人是警长乔枫和一名警探,他的名字记不住了,也许叫雅觊吧。这人一言不发,当我和乔枫在书房里呆着的时候,他搜查了各间屋子。他很有礼貌,以交谈的口气请求我允许他脱下风雨衣,允许他吸烟。他走近张荣的画像,问道:“您认识她?”
我摇摇头。
“一点也不认识吗?”
我本想告诉他说张荣在第一天晚上来过电话想见文静。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桌上有我记下张荣打电话来的日期和她为文静提供有关吴迪太太和圣高马地皮情况的一张纸片。我随随便便把这些纸片叠起来,尽量做得漫不经心。
“那文静是您的朋友吗?”乔枫问。
纸片折叠成了两三公分大小的方块,我一边把它捏在手指里卷,一边告诉警长,我为什么住在文静先生的寓所里。文静先生也许是教授,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自从到上海以来,我只草草地浏览过在书桌上发现的这本书。我把文静的书递给乔枫,书名是《古代文学小说中得烟花女子》。乔枫接过书去翻了几页。我趁这几秒钟的工夫,把纸片塞进了口袋。
乔枫说:“正是为了这个,您能不能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他把书放在榻上,站起身来等我回话。
“就浪费您一小时的工夫,核实核实有关文静的情况。”
他已经走到过道里,警探也跟了上来。
“施崇先生已经同意帮助我们。”
乔枫说完又转向我说:
“天冷,穿上大衣吧!上海的天气变化无常o“
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手里捏着那块纸片,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那么驯服地任人摆布,可另一方面又为发生的事情着了迷。我曾说过,宁可当一名观众,观看自己的遭遇。我每次回答乔枫提出的问题,总要保持几秒钟的沉默,倒不是为了考虑如何答复他,而是觉得有人会代替我回答。事实正是如此。在我身上,有另一个人在替我讲话,而我自己只不过重复他的话罢了。
警探给我们开汽车。乔枫把胳膊靠在座背上,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没看今天早上的报纸吧?”
他随手打开车上的手套盒,递给我那份报纸。报纸一折成四,我只看到最后一页的右上角,上面登着一张张荣的身分证照片,也许是几年前拍的:一头剪得短短的鬈发,一张圆圆的没有表情的女孩子脸蛋。我马上明白,她死了。我连文章的标题都没看见,乔枫就把报纸拿了回去。
“我们是昨天才发现她的,她被害已经有两天了。”
他望着相片说:
“不是疯子干的,就是老手干的。”
第3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