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的第二天，当我穿过虹口山庄的花园时（田庞替我在山庄的七层楼上，租了一个配有家具的套间），瞧见一只虎皮小猫不慌不忙地在草坪上走。它在窥视什么，走两三米便停一停，然后在发黄的短草上趴下。我一动不动地盯住它，想猜出它在担心什么。也许是它迷了路。山庄的主楼有十二层高。我就住在那里。主楼的影子在草坪上映出三角形，小猫似乎正沿着三角形的边线走，身子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阴影里。这时有人在楼窗口唤猫。我眼睛正对着太阳，瞧不清窗口的人。那人嗓门很尖，大概是抿着嘴唇叫的。接着又有人叫“小虎，小虎，小虎”，仿佛是老婆婆的嗓门，而且带有外国口音。她不停地叫，每叫一声，嗓音便提高一些，最后变成了担惊和哀求的呼唤。小猫仍然趴着，鼻子朝天，眼瞧着楼上。楼下套间的院子，都用夹竹桃围着，那时候，小猫离夹竹桃已经不到两米远。
　　暮色渐降，秋天的黄昏短得叫人揪心。
　　我昨天才到，也是在这种薄暮时分。
　　田庞似乎怕我到了最后一刻忽然变卦，便亲自拿着我的机票，一直把我送到登机处。
　　在广播通知旅客上飞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留心留心。”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嗓门嘶哑得惹我纳闷。我回过头去，只见田庞脸上毫无表情，目光显得麻木不仁，破裂的雪茄还叼在嘴唇中央。
　　他推我一把，说：“别误掉这次班机。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
　　飞机起飞后，我想看看报，又想看看上海的导游手册。可是，我不知不觉地又被那些念头缠住了：我已开始相信是罗莉把我撵出了家，自从相遇之日起，她便策划着把我轰走，一天一天地暴露出她的真性格。我深信今天的罗莉，已经不是四年前碰到的那个罗莉。她变了，或者可以说，她揭掉了假面具。我想保持镇静，不断地对自己说，本来是我决定离开她的嘛。不然就说，各走各的路吧。有时候，两条路交叉在一起，算是有了片刻的接触，接着又马上分道扬镳，即便生活在一起，也只不过是陌生的人影。
　　我大概打了个盹，脑子里忽然出现一个十分清晰的场面，不禁吓我一跳，使我惊悸而醒。我瞧见我自己乘罗莉不在走进了那个套间一一我自己的套间。清扫女工开了门，让我进去，并没有疑心什么。我在卧室里坐下，探头探脑地等待着罗莉回来。只听见她做了一些我十分熟悉的习惯动作：把手提包放在电话旁边，取出威士忌酒瓶，到厨房去拿酒杯。就在这时候我走出来，觉得右肩是靠在门框上。
　　“罗莉，我在这儿。”
　　她惊叫一声。我发现她脸上、嘴旁两条干枯的皱纹充满了怨恨和鄙薄。她不爱我了。我也不爱她了。事情忽然变得那么分明，我心头不禁冒起一股无名火，随手抓起酒杯当兵刃，猛划她的脸和身子，接着，两手捧脸，放声痛哭。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脑门和腮帮子上沁满汗珠，两只手掌紧紧按住眼皮。飞机开始向上海降落。圣一阿克赛斯岛出现了，但由于光线作用，仿佛跟海岸连接在一起。以前我在飞机降落时，从来没有担心过，但是这次却突然惊恐万分。眼瞧着海面越来越近，只觉得非撞上去不可。我打开安全带，解开领结，让呼吸通畅一些。当飞机在跑道上开始煞住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那场恶梦把我弄得心惊胆战，负疚心亏。我心里居然有那么一些东西，叫我有计划地谋害人命。受惩罚乃是我罪有应得。
　　我走出机场，身不由己地上了出租汽车，嘴里只说了一声“虹口山庄”，仿佛司机一定知道了我的地址。司机瞥了我一眼，没吭声就开了车。他头戴一顶方格子便帽，眼上的太阳镜象镜子似地反着光，遮住了后面的眼睛。我蜷缩在车上，瞧瞧海面、别墅、“美好对代”的旅馆、当地俱乐部、海洋宫（也就是电影节的会址）。每逢碰上红灯，司机便回过身来，把胳膊肘撑在靠背上和我攀谈，他那鼓起的眼镜片象哈哈镜似地歪曲了我的面孔：脸好象宽了，鼻子塌了，嘴巴也拉长了。忽然，司机似乎意识到我无心昕他讲话，而在他的镜片里照镜子，他便把眼镜放到鸭舌帽上去了。他眼睛上有道青圈，这种青圈往往使南方人显得庄重严肃。
　　他对我说：“现在，老年人都害怕，您明白吗？太空旷了，他们都躲在家里。”
　　我们到了市中心。车从飞机场开出来，一直顺着吕西予斯大街走，街尽头是上海石峰。石峰鼓起来，把海湾分成两半。石峰那边就是港口和东岭。东岭环抱着狭长的海角，岭上有一座高高的白色灯塔。虹口山庄坐落在海港和山岭中间。对面是游艇餐厅。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山庄到底在哪里，于是向司机打听了一下。他猛然煞住车，随即一边驾车，一边多次回头对我说：
　　“我以为您本来知道，我刚才讲得太多了。”
　　过了几分钟，他才摇摇脑袋不讲了，这是他第一次住嘴。我们绕过石峰，顺着商港的岸边走。他停下车，指给我看：港口对面是一些游船，舷接舷，停泊在海塘里。
　　“这些桅杆后面，就是山庄和花园，您瞧见了吗？”
　　帆船的桅杆，高高低低排得象栅栏，后面是花园里短粗的虹口树。花园看来相当大。
　　司机说：“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们的日子是在哪儿过。我呀，我可不主张审判，这些家伙一被抓住，就该马上送上断头台。”
　　车又开动了，可是这次司机开得很慢，仿佛想把时间拖长一些，过过聊天的瘾。每到路口，总是碰上红灯。司机点燃一支烟，另外递一支给我，可是我没有接。他又说：
　　“老头、老太太都被杀了，那个女的当然跑不了，也是她自己不小心嘛，对吗？她爱赌钱。我呀，我敢肯定我曾给她开过两三次车，要不，就是半夜里在俱乐部接过她。是这样的手镯。”他在驾驶盘上伸出两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她呀，神气得很，心肠挺硬，这也罢了，钱本来就是危险的东西嘛！可是她那两个用人，可怜的老头、老太也把命搭了进去。情况不洋，八成是疯子干的。血溅得到处都是。我跟新闻记者都谈过了。”
　　他在反光镜里打量我。
　　“您是新闻记者吗？”
　　我摇摇头，很想叫他把车开回飞机场。我到这个城里来干什么呢？干吗要把贝肯·伦敦一篇不出名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呢？司机讲的那个谋财害命的案子，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车已经停在大楼门口，而司机还把身子靠在车上，给我把案子的经过讲完。我就是吃田庞的亏，不得不到这座大楼里来落脚，而且恰恰就住在出事的那个套间楼上。一天晚上二十点光景，有个人在楼下揿电铃。老太太不警惕，走来开了门，不过，也许她认识那个人，结果老太太被杀了。“一共三个老人。”司机重复说，“使的是刀，也可能是玻璃片，谁也搞不清楚，死者浑身是伤，脸上、身上都有。”
　　司机关上车门，放下玻璃，侧着身子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