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席上，仍旧高谈阔论，滔滔不绝。
　　后来，罗莉埋怨我当时只管倾听，没有反驳。她对我说：“你给他迷住了，简直可恨。这家伙敞胸腆肚，肆无忌惮，而你呢，噤若寒蝉，拜倒在他那种庸俗愚蠢的狂态脚下。”
　　从此，罗莉和我便开始敞开交锋了。
　　这一切说起来很乏味。我回到巴黎后，便认识了李芷，跟她过了一阵子双重生活。有一天，约摸九月中旬，我觉得没法再跟罗莉同居下去，就把我的衣服塞在几只手提箱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租赁一套单间公寓住下。当时，我觉得逍遥自在，十分得意。只要想看看李芷，就可以去看看。可我又发现，李芷和罗莉好比半斤八两，跟这个或跟那个一道过日子，都同样感到不好受。原来，今天的青年女子都有傲气，要求平等到了严峻的程度，这都有碍我的安宁。她们在爱情上很苛刻，很清醒，而且也很老练。也许，我已经到了爱妥协的年龄，说得漂亮一点，就是讲究恕道的年龄吧！我满怀惶惑，给罗莉打了个电话，因为我想吃颗定心丸，重新投入家庭气氛中，在这种气氛里，我毕竟已经生活过四个年头。至于她怎样接待我，那是不用多虑的：我不依然是朱施崇吗？不依然是电影评论家，电影编导吗？
　　罗莉回答得很简单；她把宅门上的锁换掉了。她希望我尽可能过得舒服，她也设法这么去做。说完便挂上了话筒。
　　我守着屋子，几天没出门。李芷来了却被我撵走。我想重温和罗莉四年同居的生活。记得她三十大庆那天，我们曾到佛格吕斯清泉旅馆去给她庆寿。淙淙水声充满了卧室。离异给我带来了一种没法忍受的感觉，因为这证明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遭受到时光的消磨侵蚀。我自怨自艾又自怜。今后，年龄已经过大，再也吃不消离异绝交的苦头了。我再一次给罗莉打电话，依然毫无结果。我想动之以情，于是打开一本绿封面的册子，里面有我断断续续记下的一些事情，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想重新找出我俩不和的一些预兆，让自己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念了五月里写下的几行字：“我从上海电影节回来，已经拿定主意离开罗莉。她这个人干巴巴的，心肠很硬，待人也不公平。家的午宴令人惬意。庄园风光灿烂，在那里俯瞰市区，一览无余。刘夫人风姿艳丽而冷若冰霜。她的掌珠邱桦和她的公子马萝，都是健康而爱好运动的富室青年。在身边，还有一位令人目眩神往的人物，名唤乾坤。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政治盟友，一个匪帮人物，还是一个经营商业的人，也许三者兼之。罗莉陪我一道作客，不断地当众跟我唱反调。显然，我带她去是失着，也是我幼稚。后来，她还怪我对和他那一帮人着了迷。罗莉这个人真自信，真叫人吃不消。我非得恢复我的自由。”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还没有跟李芷发生正式关系，可是心情居然能平静下来，不过我知道问题不少，大概还会懊悔，这些会象顽症一般来纠缠我。我好几次见到田庞，和他谈到贝肯·伦敦的中篇小说。我又打过电话给罗莉，可是她也许出去度假了。在我的想象中，她准是在头几场雪的滑道上，果敢而轻盈地飞驰。
　　我这才开始阅读那本《亚马逊之西》。
　　贝肯叙述了十九世纪末，在美国西海岸一个城市里，一位社会学教授怎样想弄清楚生活在亚马逊之西的一个野蛮社会，并怎样对它加以描述。所谓长江，就是这个城市里的无形分界线。北面住的是有钱人，夫人小姐脸上都戴面纱，风度安详文雅。南面住的工人蠕蠕蠢动，举止粗野；女的风骚放荡，寻衅殴斗是家常便饭，外加酗酒，好吃油腻。那位教授假扮工人，天天越过长江到南面去，慢慢地也喝起酒来，并且爱上一个粗俗的女人。这个女人，腰肢袅娜，生着沉甸甸的乳房，厚敦敦的猩唇。他在酒楼茶馆里渐得人望，还跟着罢工工人一道动过拳头。后来，他又害怕起来，觉得自己正在陷入另一种生活，却还得意扬扬。于是，他便决计返回北面。他又回到贤淑的未婚妻身边，重登大学讲台。可是有一天，他正和未婚妻闲游时，街头突然涌出一支工人游行队伍，其中有他认识的人。同时，他还看见他在南面结识的外遇正披头散发地和警察搏斗。他便从汽车里跳出来。他的未婚妻眼睁睁瞧着他奔向一个女人，并跟那个女人一道搏斗，然后混在工人群众中间，同那个女人朝南扬长而去。希尔夏医生不由自主地重新变成汤姆先生了。
　　我又打电话给田庞，心里还有点犹豫不决，可是又喜欢贝肯·伦敦振聋发聩的文笔和他那种带点稚气的象征主义。
　　我对田庞说：“善和恶、贫和富、寡欲和多欲、南和北，都是作者通常喜欢倾吐的心病。”
　　田庞问我：“你到底喜欢不喜欢？”
　　“当然喜欢。黑白分明，简单明了，世界一分为二，尽管理智和经验都反对这种人为的区分，但毕竟不乏吸引力。”
　　田庞打断我的话，突然问道：“近况怎么样？”
　　我就对他讲了心里话。我跟他谈到了罗莉、李芷。罗莉，这个罗莉，叫人换掉了门锁，而我呢，在单身套间里，身上发冷，心里发慌。我还读了自己在绿皮册子里写下的几行字：
　　“五月里，田庞，五月里，上海举行电影节的时候，你还记得，你也在家作客，她怎样当着众人，当着，当着乾坤的面叫我难堪，你也看见了。我在这些南方人面前丢了脸。上海是个南方城市嘛……”
　　田庞一直让我说下去。我一住嘴，就听见他呼哧呼哧直喘气。他是一个吸烟过度的人，他不吭声，我又接着谈自己，一直说到自己觉得恶心的时候才住了嘴。
　　“好吧”，田庞说，“你这就到上海去。改编贝肯·伦敦的小说，应该以上海为背景。今天就去。”
　　我不得不表示惊讶，提出抗议。但是，那个城市路上行人对孩子们的笑容，我还记忆犹新。
　　我回答说：“那个城市倒挺平静，没有什么强暴的行为，连赌客都是平平和和的。”
　　“我已经给你买了票。”田庞说，“合同上也签了字。你需要离开巴黎，抛开你的那些小事。”他咳了几声，接着说，“朱，你去看看，亚马逊之西出了些什么事，去看看吧。”
　　去年秋天，我就这样到上海住下。主意是田庞替我出的。
　　因此，我有机会目睹耳闻了一些事件，而且自己成了这些事件的局中人，还有机会碰见一些男男女女。这些人和事必须在这里讲讲，不管我会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冒多少风险。
　　我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在上海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似乎很能说明当前的社会生活。我写下事件的始末是为自己辩解的唯一机会。首先是向我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