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从整个人口和生产额的纯粹量的观点来看，近数十年来的进步似乎没有世纪初期那样的迅速。但是假若认为早年的情况会再来，而
陶醉在这样的希望里，那就不但时机过早，而且实在是可笑的。所以会有这样的希望，不是由于别的，只是由于人类识见的短浅。
作为本世纪特征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比较古旧的欧洲国家，在发展速度这一点上，应该认为决不是正规现象。这是通常规律的特别的、
罕见的例外。无知识的民众或者没有这样的理解，而许多有教化的人们或者不愿意有这样的理解。但是经济学者应该破除流行的偏见，应该尽
其力之所及，同这样的偏见作斗争。由于他所研究的学科的性质，他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能够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因此也就负有比任何别人更大
的责任，将有关这些问题的真象告诉给大家。
质的意义的进步、经济福利的增长，是可能或至少可想象其能达到几乎无限制程度的；但只是在这佯的假设下，那就是量的意义的进步，
人口的扩张，是受到极严格限制的。对于人口与生产额，即使作缓和的增长的假设，则此种假设，分析到最后，也是要引向反证法（reductioadabsnrdum）的。这是很明白的，按照熟习的几何级数、一个不变的率的增长，这种说法在许多方面是不合理的；在质和量的方面，
同时作无止境的甚至加速度的进展，这种意见也只能认为是荒谬的。有些人希望从货币的处理中出现奇迹。
这里要提醒他们一个公认的事实，钱币是不会生儿育女的，即使会的话，贵金属和银行券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
把这类不健康的幻想搁开，则遵循着合理途径的货币改革，肯定的依然是经济问题中最重要问题之一。改革的实现有赖于国际合作，有赖
于在性质上既巩固而又彻底的合作——依我看来，这就是改革的切实建议。向着经济的、或科学的国际团结前进的每一个新的步骤，我都热烈
欢迎，因为对于我们最大幸福的维系和加强，由此又增加了一重保障，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其他幸福，其顺利实现最后所依赖的就是这个最大的幸福，这就是——世界和平。
附录斯干的那维亚国家的货币问题不久以前，大卫逊教授请我就近来丹表和挪威汇兑率有所提高的问题写一点东西。恐怕我是答应得太轻
率了些；因为从价格在战时上涨、战后下跌整个问题出发时，看到关于这方面由一般、特别是此间瑞典经济学者所提供的、他们所一致深信的
一些解释，是那样地载《国民经济杂志》，1925年。
不完整、无效果，我随即陷入在深度不安中。我又想到那些实践的事务家，他们的论断虽然有时显然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但不知能不能
通过他们，使我们对这类现象已有的了解有所增进。结果是在这篇文章里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占篇幅特多，这是我不得不告罪的。
争论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商品缺乏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尖系，另一方面是商品不再缺乏与跟着发生价格下跌之间的关系。当战争时期商品
缺乏，这是无可否认的。这在交战国家，系由于产业工人有一大部分被召从军或从事于军需品的生产。当战事初期，普通商品的不足，部分可
以靠存货来弥补，如德国所积存的就特别多，或者以进口品代替，如协约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当战事持久、范围扩大以后，这种来源即不足应付。在中立国家，则商品缺乏的原因比较间接，部分系由于进口有障碍，部分系由于对
交战国出口的数额过大。虽然如此，中立国商品缺乏的情况也非常显着，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战事结束以后，这种商品缺乏现象一般是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步骤下先趋于缓和然后消除的，对这个问题要加以确定就困难得多（下面将谈到）。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国家商品缺乏的程度，战后比战时有了轻减，或者还不止于此。
商人认为，至少就那些国家、其汇兑在战时没有完全崩溃者而言，价格所以上涨，商品缺乏即不是唯一的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样的，
他们认为商品供量的增加，也就是战后价格显着下跌的原因。至于流通媒介的膨胀以及随后的收缩，照他们说起来，只是已经发生的价格上涨
和下跌的结果，甚至是几乎无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理论家则企图证明，商品的缺乏，其本身充其量只能使价格作比例的上涨，而在多数
情况下，上涨程度是远远超出比例的。这些理论家会指出，如果货币流通总量跟着商品供量的减退同时缩减，价格就不会上涨；如果货币数量
保持不交，则价格就不会超过比例地上涨，其受影响最小的国家，所涨的将不过是10％到20％。但价格的实际上涨一般却达到百分之数百。所
以主要原因还应在货币的范畴中——发行银行方面贷款政策过于宽大，特别是对待政府需求时过于软弱——去找。即使是这类方式采用得最少
的国家，即英国，其政府也把纸币的发行抓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