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述两方面的论证，在卡赛尔教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1922年3月）里，也许可以找到最充分的陈述。我很冒昧的引录一节如次：
每逢提出这个意见（关于价格上涨的推动力，也就是所谓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方面照例的答复是它们无法制止需求。当商品缺乏的情况
渐趋严重时，公众即尽力集中于生活方面的要求，价格虽然上涨，还是要买进。一般认为公众就其现有收入对货物的购买是无止境的，他们可
以尽量向银行提取存款，由此荻得其所需的购买力，在不论任何高价下为自己充实装备。这样的推论是有些迷惑作用的，应该作一些说明，指
出其真正的错误所在。公众在银行里的存款大都是贷放给工商业的。如果公众在其存款中提取了任何部分，以取得额外购买力，则势必有一个
相应的数目从工商业中抽出。结果企业也就是工人的购买力将减低，因此可以由社会支配的总的购买力并没有增加。只有当公众要求提取存款
，银行以其所创造的新的银行通英文版，第55页。
货偿付，因此对于工业对存款的正当需要、通过贷款授予的、并不减少时，情形方才是这样。但是由此我们却陷入了通货膨胀的通常程序，结果价格上涨就难以避免了。
卡赛尔教授的论点以及他所反对的论点，其弱点在我看似乎在于对购买力这个名词缺乏清楚的概念。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只是货币购买力。
因此有理由可以说，货物与劳务两者的市价普遍提高时，其本身就创造了为应付较高价格所需的购买力。假使价格的上涨是绝对一致的，那末
每个人，不论他所出售的是货物还是劳务，他所荻得的购买力，刚巧就是他以买主身分所需要的那个数量。假若价格上涨时不是那末一致（在
战时价格上涨与一致的情况是相差很远的），则出售货物与劳务时，有些人自然要多获得些，有些人要少些；但购买力的总额依然是足够的，
并无需银行加以补充。这个货币购买力，不论怎样地大，要用以取得每个人所希望消费的货物数量，那当然是不够的：因为假使是那样的话，
把每个人所荻得的相加起来，将超过市场上实际所有的数量，那岂不是笑话。但正是由于“缺乏”，引起了价格上涨；而由此所创造的货币购
买力用以支付实际所需的现有货物与劳务是足够的。
这时所需的是流通媒介数额的增加。如果一切支付都用支票，那末这种增加当然会完全自动地实现。银行帐户相互间一切支票的收付，其
数额将随着价格的上涨而不断扩大。但在开始时，这些帐户不论其平均数额或其总额将不会有所增加。经过相当时间，帐户数额与扩大的货币
支付数额相对照时，将显得过小而感到不便，结果将需要不断地向扩大数额方面调整。分析到最后，这就是银行信用扩大的先声。然而伙格既
在上涨，银行的存款和放款总是要或多或少自动地膨胀的。
如果使用的还有别的流通工具，如纸币（与硬币），那末价格普遍上涨以后，发行银行将增发纸币（与硬币）。如果银行断然拒绝扩大其
通货，无疑的这将使流通媒介陷于困窘的不足状志，结果价格的上涨将感到困难，或者竟由此截止。但是要希望银行能确实阻止价格上涨，或
迫使价格回到原有水平，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首先是可以仰仗支票，支票的支付，可以扩大到住何所希望的程度——如美国1907年恐慌时
所发生的；其次，如果私管银行也拒绝扩张信用，则纸币与支票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与数量的不足大致相抵。根据波基维区（Bortkiewitch）在《社会政治学协会纪录》，1924年的除述，在德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价格最后上涨到其纸币流通增加的37倍。诚然，这个情况是
特别反常的，但即使在相当安定的情况下，要使价格上涨到两倍或三倍于正常流通速度，是应该不会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的。
当然，数量论是完全以货币流通速度在任何指定时间大致不变的论点为根据的，而这个论点又以我们在支付习惯上的假设的保守思想为根
据。这样的保守思想的存在诚然不能否认，但我们在消费方面根深蒂固的习惯，其性质还要更加保守得多，如果两者发生抵触时，纵使（或者
正是由于）我们习惯上的需要不再能满足，这两者之中那一个占上风，应该是相当明显的。
这时仅仅提高利率，使贷款的获致比较困难，要想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止价格上涨，看来显然是无效的。利率的提高，对一切生产者方面说
，要从而限制其对贷款的需求，的确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但是对于那些为了交换面额扩大，只是希望加强其现款布置的人，这个方法就难望其收到相类效果。
这是很清楚的，在以货物缺乏作为价格上涨主要原因的这个前提下，问题的表现，与以货币理论作为根据的将完全不同。在正常情况下，
当生产与消费在几乎不变的比例下进行时，真正能促使价格上涨的（除了由于黄金生产非常的增加以外），只是在于银行方面过于宽大的信用
政策，使投机者有可能增加其货币购买力，所增进的程度不再与由于自动储蓄方面同时所增进的相适应。在这样情况下，补救办法显然在于
紧缩信用，比如可以用提高存放款利率来促其实现。这样可以降低对信用的需求，同时也许可以鼓励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