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家商人按正常价格（情形多分是这样的）来收买制成品的现有量时，他们无须使用其资本的全部，一部分就仍然存入银行（其数相
当于银行贷款尚未到期的那部分）。但是如果资本家商人确是将其资本的全部购买了物品，这就只能引起价格上涨，其溢额归于现有消费品生
产者所有，他们可以把它当作资本来使用。对于这个问题不论采取那一见解，应该看到，货币将立时回到银行。或者是以支票支出的数目，将
以存款方式回到银行。由于投资时期放长所不可免的真正储蓄，事突上是——正在恰当的时间——强加之于消费者全体的：因为第二年度可供
消耗的消费品，其数量比平时为小。在年度终了时（即在下一年度开始时），需时而年的生产已经完成，消费品现有量有了相应增加，消费者过去的节制至此可以得到些报偿。
这些考虑，关连到实际经济事态时是极端重要的，但在货币理论的惯常讨论中，认为只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往往加以忽视。
国际价格关系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受到经验的考验，对于在限定的经济制度下利率与价格的同时变动，必须作一观察。但是今天唯
一限定的制度就是整个世界，就整个世界说，我们却没有商品价格的可靠数字。现有统计都只是关于个别国家，或者实在是关于个别市场的。
我们要问，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的目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一个国家的价格变动对于别的国家同类的变动，究竟能起到
多少暗示的作用，港埠的价格变动与内地价格究竟相关到什么程度。
这是久已公认的，一个国家的一般价格水平，不能同与它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现时价格全无瓜葛。当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平衡被
某种变动破坏以后，关于其进行恢复的方式，我们所熟知的古典学派理论会作了解释。
如果国内价格上涨，别的情况不变，则外货进口受到鼓励，国内货物出口将比较困难。结果支付差额有利于外国，须以货币偿付。货币外
流，使国外价格有所提高，而国内由于贵金属比较不足，将使价格降低到以前水平。
这个解释基本上必然是正确的。但是很明显，价格的国际平衡的恢复，通常是还要迅速得多、直接得多。外货供给的增加以及出口需求的
减退，其本身必然直接，间接对国内价格发生一种压力，这与同时的贵金属的移动完全不相关涉——国与国之间，不论这一国以金那一个以银
为价值标准，或两者之一，或两者共同采用纸本位，这时所感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但在后数者的情况下，对价格作一全面的、明确的共同规定
当不会有问题。的确，由于汇兑率无阻碍地提高的结果（在价格比较上涨的国家），进口的超额迟早将消灭，从而使平衡恢复。同时，汇兑率
的变动，不过是承认了两个价格水平之间的离差，从而提供了两个标准（比如金与银）彼此之间兑换价值变更的尺度；这种变更必须认为实质
上是相对价格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其起因，虽然，这并不是说两个价格水平，因此间接地也就是两种贵金属的相对价值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受到这些贵金属生产情况变动的影响了。
即使两个国家采用同一种金属作价值标准，其一般价格水平也不必相同；必须意料到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相当永恒的离差。
这种离差在往年更为显着——例如在十九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期间的情况，由纳沙·西尼尔在他着名的关于美国、英国和印度工人生活
费的周密比较中所论证的那样。西尼尔所作解释，他所凭借的是这些国家与贵金属产源的不同距离，尤其是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劳动效率
的比较提高。这种解释不能认为正确。关于后一因素，穆勒曾经指出，这只能说明实际工资的不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实际工资非常
低），而不能说明价格的不同。如果价格跟着货币工资变动，那末在已开化的国家，其实际工资就不会比未开化的高：工人提高其效率时，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大——其最主要原因在于外货输入英国时，其成本比输出品为高。但是无论如何，照穆勒的看法，“在那些国家里，其输出品在国外有最
大需要，而对外货其本国却需要最少者”，其价格将达到最高度。
当问题纯粹是价格离差的趋向而不是它的量时，这个论点也许是对的。
因为一国的产品，在别一国的需要无论怎样殷切——两国或者是由政治的界线隔开着，或者是两个相邻的港埠——如货物可以自由交流时
，价格就不会长期存在着显着的差距。为了对上述问题获得解答，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这两个因素（一方是离差的趋向，另一方是它的量）必须
加以区别；因为它们根本的起因不同，虽然是部分地相关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