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确实是一个正面解释，如果这个解释方法本身不是不幸地与所研究对象同样的模糊、同样的需要解释的话。收入决定价格；但我们也
可以说——至少似乎是——前者被后者所决定。除了贷款（公司债券、政府证券等）利息可能例外，没有一类收入，不是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
，依赖或支配于货物和劳务的价格的。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因为每一个成人，几乎都是一个从广义上说的生产者，结果不论是他的劳
动，或者是他的土地或资本的所有权、生产成本和货币收入，实在只是同一个事项的两个不同方面，每一方面的总计必然相等于所有生产和消
费的货物（和劳务）价格的总计。因此这种解释方法，好象是让我们十分无望地在一个圈子里兜着，或者象劳哈特所说的，“在一个无尽的、
环形的迷园里，要找出那里是起点、那里是终点，这并不比要决定鸡或鸡蛋谁先出现的问题容易些”。
在我是不同意这个见解的。我认为杜克的现察，或者更恰切些是其前半部分，确是提供了一个起点，一个货币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可以由此发展。
这我在以后将试加证明。杜克在他的着作里的别的部分也曾提到这类论点，但他自己绝没有认真推究。当他论到货币价值在实践中所发生
的变动时，他主要归之于——象其以前或以后的许多作家那样——商品本身生产情况的变迂、衣作物收获量的扩大或缩小等等（除了商业投机
之类比较暂时性的影响以外）。这种解释方法，已经不再认为是（生产成本论或）货币数量论的自然结果，它的不合科学原理、不合逻辑的本质由此已经指出。
马夏尔教授在他的对皇家委员会关于工商业萧条的报告中说，现已考虑到商品生产成本减低对于商品供量与黄金对比时增加的影响，象杜
克和许多现代作家所提出以商品生产成本减低作为价格下跌的一个附加原因那样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按照杜克的观点——其表现的准确性是与年俱进的——商品供量与货币现有供量对照下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认为是价格
变化的原因；而货币流通量，按照上面所引的原则，却是视价格水平（以及商业活功的量）而定的。
杜克的解释方法的不恰当，就其对英国在十九世纪初期物价大涨的关糸而言，会经进一步地被哲逢斯所揭露，这我们以后将看到。
杜克研究方向上的这一难关，其同派也未能越过，其门人中主要的德国代表人物是有名的学者亚道夫·瓦格勒（AdolfWagner）和纳西
（E.Nasse）。瓦格勒的有名着作《庇尔氏银行条例下的货币与信用理论》所述关于决定货币价值的原因，属于积极意义的几乎一无所有。他作
出论断，认为由于交易中普遍采取“汇划”（giro）和支票方法、货币制度转为纯粹的信用制度以后，“可以认为是完善的”，并且“具有无可改变的标准的优点”。
他作出这个断言时，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对于造成价值标准变化的或不变的原因，也没有丝毫调查研究作左证。瓦格勒在其晚年对数量论
似表赞同，这表现在他对复本位制似有和解的态度。至于纳西的着作，稍迟将在下面提到。
数量论的比较近代的反对派，也没有能够提出真能代替它的一套理论。
相反的，他们却泰然地回到了更加陈旧的想法，认为货币实质具有一种内在价值（intrinsicvalne），或者无论如何，他们是倾向于
这种观点的。例如喜尔德布兰，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他会把货币解释为“同商品完全对立”
的，却终于将货币价值的根源完全归之于这个“非商品”（nichtware）内所包含的物质。在他看来，银行券和不兑现的政府纸币“只是货
币符号，不是货币，只是支付工具，不是流通工具”。他接着说，“让我们甚至假定，由于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结果，硬币差不多完全退出流通
，就是说，在所讨论的国家里，硬币成了一种普通商品或者是出现了贴水…即使这样，货币购买力的真正位置，其价值的根源，仍然确立在硬
币上；虽然在这个国家里不再用它作支付工具，它的继续担任货币角色，只是存在于买方和卖方的想象中。
即使这样，纸币也及及是货币符号，就是说，是支付的代表工具，在尽着代理人的职务——它不是货币。”
这样一个概念，在我看似乎并没有任何根据。日复一日地决定各个商品价格，因而（在使用纸本位的国家里）决定国家纸币的平均购买力
的，并不是什么空泛的仪式，而是在交换和信用中、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中具体的事突。另一方面，决定金属货币，或者更恰切些，决定货
币金属的购买力的，是金属市场和国外贸易这个具体事实。现在假定首先使一切纸币成为是不兑现的，然后停止自由铸造硬币。结果纸币与货
币金属之间每一个锁链却被割断（象白银在奥国和俄国的情形那样），于是每一方价值的决定比较地互不相关——但相互间决不会完全独立，
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一方总可以被另一方所替代——经验证明，那时一方价值就可以在另一方价值以上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