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假定每个人按着一个平均余额保持着、或至少力图保持着他的余额，而这个水平是不变的（比照其业务或支出范围）。或者说，
其涵义是一样的，货币的流通速度（velocityofoircnla—tion）仿佛是一个固定的、没有伸缩的量，环绕着一个不变的平均水平作波
动；然而实际上它是会完全自动地扩大或收缩的，同时，特别是由于经济进步的结果，它能够作几乎任何如所想望的增加，并且在理论上它的伸缩力是没有限制的。
第三，它假定在所有交换业务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有一个差不多不变的一定部分是用硬币或纸币意义的货币来进行的。事实上这种意义
的货币与真正的信用票据（通常用的帐面信用、汇票、支票等）之间的界线是极为模糊的；在广大范围内彼此可以互相代替——必要附就是这
样代替着，这是可以在每一个恐慌时期中获得证明的。
最后，数量论还假定那个用在实际流通中的金属的总存量的部分，可以同在窖藏的形式下备将来需要的部分，或者同在装饰和财宝的形式
下，从货币使用中退出的部分，极明确划分。这个假定当然也是不真确的。把货币珍藏起来，其目的只是在于迟早重新回到流通，这个过程在
某种情况下可以加速或推迟；至于用贵金属制成的饰物，在若干程度上情形也是这样。这是确实的，货币的储藏，在真正意义上，除非在未发
展的社会，是不会有重大关系的——在进步国家，大都采取别的形式——制造金属饰物的费用在其总值中往往占着这样大的比例，把它加以熔
解，并不是一个经济办法（事实上只有古旧或损坏了的物件才有被熔解的可能）。
概括地说，在坚持“其他情况若均相等”的假定下，数量论在理论上是有确实根据的。但是在那些必须设想为“相等”的“事项”中，有
些却是在整个经济学中最脆弱的，最无从捉摸的因素——特别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事实上所有别的因素都可以或多或少归因于它。因此数量论
在现实事实中是否真确，易言之，即价格与货币的数量实际上两者是否是齐头并进的，无法演释地加以决定。
当然，数量论的拥护者对于这一些困难，决没有完全忽视。但他们受到的责难是，他们越过这些困难时未免过于轻率，并没有使问题的细
节受到全面审察。他们有时所表示的，实际上好象是货币的数量，或者在任何时可以流入公众手中的那部分，必然是一个直接的和近似的价格
决定力量。那自然是把问题颠倒了，要受到直率的批评。
约翰·穆勒也有几分是这样的，而且他的见解，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十分明朗，前后也并不完全一致（详《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说他“用他的折中的逻辑，发觉了，在这点，他可以接受他父亲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的见解，同时又可采用相反的见地”，这番话看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说得这样的尖刻是不必的，而且是过分的，因为马克思他自己也并没有能克服这里所
说及的困难）。
还有很多现代作家（例如查理·基特［CharlesGide］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对于数量论采取了一种很特殊的态度。他们所
写的有几段好象认为这个理论绝对正确，至多只须加以简单的修正，而在别处又似乎认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它已差不多丧失了一切根据和效力。
我们对数量论加以批驳，这样做比提出一套更加好的、更加正确的理论来代替它是要容易得多的。到目前止，在这方面每一次的尝试都失
败了，或者更恰切些，是几乎并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尝试，除了生产成本论，而这个理论，除了正统的马克思派以外，已经不再有任何直接支持者了。
人们又每每提到货币信用论（credittheoryofmeney），认为系创始自杜克，是同数量论在科学上对立的。但我却说不出这个
理论是从杜克着作里的那一部分发展的。杜克在货币方面的贡献——人们在别的方面无论给以如何高的评价——其理论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上
是纯粹批评性质的，在概念上是消极的。我认为要从这里面构成一个实证的货币理论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时常提到一些因素——大都是十分正
确的——认为对货币价值没有影响，但他绝未提到那些最后必须有待于货币价值来决定的因素。
券总额所体现的货币数量，也不决定于整个流通媒介的总量；相反的，流通媒介的总量是价格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当中包含着不少真理，但显然对于决定货币价值的原因，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只是让这个问题悬宕着。
事实上所有杜克的这些结论都是属于同样的消极性质的。对于其中几条的有效性，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较详细的研究（特别是他对于数量论的批评）。
其中只有一条，第十三条，对于争论中的问题，试作了正面的答案。其内容如次：“构成国家各项收入（属于租金、利润、薪俸和工资
一类，预定供作当前开支者）是唯一从而形成货币价格的综合的限制原则的，…生产成本既然是供给方面的限制原则，因此货币收入的综合，
专供消费支出的，是需求方面的决定和限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