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次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数学方法。这并不是说我对于这一方法的适用和有效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而只是由于感到我的论题还没
有成熟到可以使用这一精密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其他范畴内，失于此一或彼一因素在经济过程中的反应，至少其方向是一致的；于是
第二步就有必要从事于精确的数量关系上的探讨。但是关于本书所集中研究的主题，还存在着正反两方，还在热烈地争论中，比如当信用趁于
松弛肘其对于价格的影响这一问题，所有三种可能的不同意见，在第一流作家里都存在着：一说价格趋涨，一说并无影晌，一说（象杜克就是
这样）价格趋跌。就这些不同意见中，我若果能导引读者趋向于其中之一，那将使我感到我已有了足够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在一牛附录里列入了一段贝努利（Bernouilli）法则，也就是所谓大数法（LawofLargeNllmbers）的数字例证
，用来论述现金准备量的幅度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关于机遇法（Probability）的理论——上述的杰出而重要的法则就是由此推演出的——要
采用一林使非数学家也可问津的方式，就我所知是无法亦到的。我就这样进行了推论，但只限于在尽可能简单的情况下，这在大部分场合也还是适用的。
我并不但任教授职多，因此只是在特别补助下，才使我有可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首先我要向罗伦基金团（LorénFoundation）的当局表
示深切感谢，他们第三次给了我慷慨补助。
还有使我感到特别愉快的，是座向瑞典政府对我这一工作所给予的补助表示敬意。
北勒斯劳（Breslau）的鄂图·谷次拆（OttoGutscbe）先生再一次对原稿的文字方面作了仔细审查，由于他亲切的指示，还使我得以
注意到原稿里对某些要点的疏忽和不够明朗的地方。
纳特·魏克赛尔1998年1月，乌布萨拉（Upsala）。
在迭里我提一提艾治卫司（Edgeworth）的值得称许的论述“衡量一般价格变化的若干新方法”（《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888年），这我
在别处未及提到。对货币购买力的合理的定义，我在第二章最末一个附注里将这见解归之于帕力多（Pareto），实际上似应归之于艾治卫司。
译本内未列入。——原译者柏替·奥林教授绪言要评论纳特·魏克赛尔货币学说的特点及其重要性，须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货币论争的
背景来观察。在这时期以前的数十年间，关于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的组织，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这一个组织还未及胜利实现，而由于批发价格不断低落，它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这时关于复本位制（bimetallism）的热烈宣传几
乎遍及各地。关于这一制度的特色、作用及其优缺点，就自然成了在货币范围内讨论的中心题材。这时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长久的论争已
成过去，无疑的由后者保持了阵地。关于货币数量论（quantitytheoryofmoney），则即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认为是不足信的。多数
学者一致认为如果根据健全的银行原则，在具有适当担保下发放贷款，则支付工具的供量就不会超过“市场的需要”。在这方面，关于银行利率水平的问题，则没有加以讨论。
似乎有两件事情使魏克赛尔对货币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他是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Ricardo）学说的精深
研究者和赞赏者。对魏克赛尔数学的头脑说来，李嘉图所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比之当时银行学派的空泛讨论要有力得多。这类讨论，撇开了“
价格为什么要上涨或下跌？”那个魏克赛尔在早年就认为是货币理论主要的问题。而李嘉图半派极端重视贴现政策对货币量和价格的影晌，这
似乎在魏克赛尔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在另一方面，杜克（Tooke）的说法是，当价格跌落时利率一般下降、价涨时则上升，而李嘉图学说则似乎
与之相反，魏克赛尔对于这一点无法折中。这个困难，他通过对庞·巴维克（Bohm——Bawerk）利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而获得了解决。所谓“
自然”利率（“natural”rateofinterest），——那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productivity
ofcapital）控制的，也就是被
在不使用货币时那种迂远的生产方法所控制的——与资本市场上实际发生的利率，究竟有没有什么失系呢？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关系的存在
是肯定的。那末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答复是，这两种利率（自然利率和市场上发生的货币利率）当然是要倾向于一致的。如果前者与后
者分歧，那末货币就不能再认为是“不偏不倚的”，以价格变动形态出现的货币影晌，必将随之而起。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价格将上涨，反之则下跌。
魏克赛尔始终认为这样的推论，不外是旧有的数量论的引伸。而且他对于他自己的贡献总是认为只是一种可以杯疑的假设，从来没有象他
的有些弟子那样的深信不疑。或者以为他的理论可作为对商业循坏的一种解释，但他坚决否认。他对于马西斯（Mises）的意见——错误的信用
政策是繁荣和萧条趋向的根源——抱着批评态度。他的见解可以从下面简短的引文内看出：“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虽然由信用政策引起的货币
购买力的变化，在目前情况下确与商业循坏相密切结合，而且无疑的对后者还有所影响，特别是还足以引起恐慌；但把这两种现象从其本质上
看，说是其间有必然的联系，则似无此必要。商业循环主要的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因，似乎在于技术和商业的进步，参阅例如他在他的1922年
德文版《演讲录第二集》。“货币与信用”里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