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人们将认为，历史意识对于它自己的工作性质所获得的清晰理解至少是将有利于摧毁各种错误历史形式的，将认为，我们既已说明语文性历史或编年史不是历史，诗歌性历史是诗歌而不是历史，那末，适应那类信念的“事实”在不久或遥远的未来就一定会消灭或范围日趋狭仄而达到完全消灭的境地，就象石弩在枪炮跟前归于消灭和我们看到马车在汽车眼前归于消灭一样。
如果这些错误的形式变成了具体的“事实”，如果它们不象我在前面所说的只是些“主张”，这种情形确乎是可能出现的。假如错误和邪恶是一件事实，人类早就会把它消灭了，就是说，人类会象抛弃奴隶制、农奴制和简单的物物交换等等事实、即人类本身的过渡形式一样抛弃它。但错误（以及和它一体的邪恶）不是一件事实；它不具有经验上的存在；它只是精神的消极的或辩证的阶段，是积极阶段的具体性所必需的，是精神的实在性所必需的。因此，它是永恒的、不可摧毁的；通过抽象作用去摧毁它（由于这不是思想所能做到的）就等于想像精神的死亡，有如俗话所证实的，抽象就是死亡。
我不必再费篇幅去说明那种将要离题过远的学说，我要说的是，稍微看看史学史就可以证明错误的有益性质，错误不是一种克利班而是一种埃里厄，到处有它的气息，能号召人和鼓动人，但决不能当作一个实体去理解。人们只想在那些迄今为止业已被检验过的一般形式中去找例证，有争辩性和有倾向性的史学当然就被称为错误的。这种史学流行于启蒙运动时期，把历史变成了一种对僧侣和暴君的控诉。但是有谁愿意从这种史学简单地回到本笃会人及其他对折本作家的学问渊博的和恹恹无生气的历史去呢？争辩性的史学及其方向表明了对于活生生的历史的需要，虽则不是用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形式来表示的；随着这种需要而来的是，在浪漫主义时期创造了一种新史学。1820
年后在德国传布、后来散播到欧洲全境的纯语文性历史类型当然也是错误的；但它同样也是一种解脱哲学家们随兴而作的、多少有些空想和武断成分的历史的工具。但是有谁愿意从这类历史回到“历史哲学”去呢？随
原文为DiogenesofHalicarnassus.原文为Humbolt.见《逻辑学是纯概念的科学》（LogicasScienceof
PureConcept）。
克利班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女巫锡科拉克斯之子，系一怪物；埃里厄是同一剧中被一女巫所禁闭的一个气体的精灵。着意大利民族运动的觉醒而出现的那种有时带有倾向性、但更常带诗歌性的历史类型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它使人失去了历史的恬静。但是，那种以历史真理自诩时格外显得活跃的诗歌意识迟早必然会产生（如同十八世纪时所大规模地产生的）一种与生活兴趣有联系而又不被生活兴趣中的爱憎幻像所奴役和导入歧途的历史。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最好的例子是我们每个人在对待史料时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例子。当我们进行这一工作时，我们发现，我们有轮流出现的同情和反感（我们的诗歌性历史），我们有作为实际家的愿望（我们的修辞性历史），我们有编年性的记忆（我们的语文文献学历史）；我们从心理上依次抛弃这种种形式，因而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和较深刻的历史真理。这样，历史就肯定了自己，就使自己有别于非历史并克服了从非历史中涌现出来的辩证阶段。由于这个原故，所以我说，在抽象方面决无任何应该革新的，在具体方面则事事都应革新。
对“普遍史”的批判一从辩证方面这样绕了一圈回到把历史看作“当代史”的概念时，我们受到一种新的疑惑的袭击和折磨。因为，如果我们所举的证明已使这一概念摆脱了历史怀疑论的一种最顽梗的形式（由于“证据”缺乏可靠性所产生的一种怀疑论）的话，它似乎并未摆脱也无法摆脱另一种形式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叫作“不可知论”更合适些，它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但是，分析到底，这就是否认历史具有真知识，因为不健全的知识、半知识也能削弱历史所确认为已知的那一部分的力量。然而一般人都承认，我们所知的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朦胧的认识，可以使那从四面八方环绕我们的知识的广漠无边的迷朦境界变得明朗一些。
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关于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么断简零编传到我们手里，人们对它的解释又是多么不确凿啊！如果有些传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又是多么贫乏、混乱和矛盾百出啊！而关于这些民族之先的民族、关于从亚洲和非洲向欧洲的移殖或者倒过来，欧洲向亚洲和非洲的移殖、关于它们和海外各国甚至和神话中的大西洲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得更少了。此外，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发生说或多元发生说又是一个使人非常头痛的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推测。人类在世界上的出现像人类与动物的亲缘或关系一样，是可以引起无益的推测的。地球的历史、太阳系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但模糊并不限于“起源”方面；整部历史、甚至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谁能真正说得清决定俄罗斯的一个丹东或罗伯斯比尔、一个拿破仑或亚历山大的动机的是什么呢？在活动的本身、即活动的外化方面有多么多模糊和空白之处啊！关于9月中的日子，关于18日，关于莫斯科的焚毁，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谁说得清这些事情真是怎样发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击的人也说不清，因为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叙述是分歧的和矛盾的。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一个人（在许多年前或昨天）沉溺在这一或那一热情的动机中，说出这一或那一句话，他当时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到底是怎样得出这一或那一特定结论或决定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呢？促使他倾向某一特定方向的动机到底是崇高的还是卑鄙的？是道德的还是自私的？是责任感还是虚荣心所鼓舞的？是纯洁的还是不纯的呢？
小心谨慎的人知道，这是能够把人弄得晕头转向的，他们愈是想把自己的良知考查得清清楚楚，他们就愈搞得胡里胡涂。对他们只能提出这样一个忠告，就是，要确凿地考查自己，但是不要做得太过，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或向后只看到必须看的地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周围世界的历史，但和我们无限的求知欲比起来，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啊！
结束这种精神上的烦恼的最好方法是我所采取过的办法，就是，把这种烦恼推进到极限，然后暂时设想：提出的问题和可能提出的其他无限问题都已得到满足，像人们在无穷的正在发生中的问题中所能得到的满足一样，就是说，立即一个一个地答复它们，使精神踏上一条永远获得无数正确答案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道路。现在，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当我们乍一接触无限时，无限就变大了，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会使我们望而生畏。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才是有定的、具体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的行动起点。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即当代史的某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