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修辞性历史（把它叫作实用性历史更正确些）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即历史与实际目的，二者殊途同归，即实际活动。因此，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在古时候很受尊敬的那种理论，即，把历史看成演说家的作品、看成一种范例的哲学、看成指证、看成胜利之争（如果它是军事性的）、或看成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等等。这种学说完全类似那种当时取得了主导地位的关于诗歌的快感和教育说。人们相信有可能给诗歌指定一个目的，因此就给它指定了一个外在目的，而对诗歌就这样不闻不问了。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就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他确乎可以把所有那些对他随时有用的书读了又读，如小伽图为了准备自杀去读《斐多篇》，而其他的人准备自杀则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奥蒂斯》或莱奥帕尔迪的诗篇。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许多人为了准备起义和诛戮暴君而读普鲁塔克的着作，尤其是年青的博斯科利，当他因阴谋反对麦第奇而被判死刑时，他在临刑前对德拉·罗比亚说（他叙述了这一事件），“从我的头脑中把布鲁图斯去掉吧！”——布鲁图斯，不是他读过和想过其历史的布鲁图斯，而是迷惑了他、刺激他去犯罪的那个布鲁图斯。对其他的人说来，真正的和正确的历史不是那个产生近代的带着匕首的布鲁图斯们的布鲁图斯，而是作为思想和处在思想世界中的布鲁图斯。
人们可能想给这种现在业以偏颇闻名的历史以特殊的地位，因为，一方面，它既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它就似乎不仅是一部情操和诗歌史，另一方面又因为这样一个目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和历史观的本身一致的。因此，似乎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诗歌与实用之间的中间形式的历史，看作二者的混合。
但是，混合形式和杂种作品只在经验论者的虚构分类中才存在，在精神的实际中是决不存在的，偏颇的历史，如果细加考虑，其实不是诗歌性历史就是实用性历史。有些书上有时两个阶段并肩存在，如同人们通常所看到的真正的历史和编年史与文献及语文文献学历史和诗歌性历史并肩存在一样，这永远应当看作一种例外。产生一种混合形式或特殊形式的历史错觉的是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许多人是从诗情般的激动出发的（爱祖国、对祖国的忠诚、对一位大人物的热爱等等），而归结于实际的划算：他们从诗歌开始而以特殊辩护者的申述作结束，他们有时也采取相反的途径，但比较罕见。自从这世界成为世界以来，在人们所写的许许多多派系史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双料的情形，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哪些部分有诗歌的表现、哪些部分有划算的表现。
好尚和批判不断影响历史中的这种分离，如同影响一般艺术和诗歌一样。
但丁后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1798-1837
年。好尚确乎喜欢诗歌，偏爱诗歌，并对诗人的实际意向和历史家诗人的实际意向加以区别看待；但是，如果那些意向始终是善良的意向、因而是善良的行为时，它们是道德良心所接受和容许的；人们虽则一般地爱把辩护士说成坏人，但在社会生活中，诚实的辩护士和审慎的演说家当然是不能没有的。
所谓实用性历史也从来没有缺少过，希腊和罗马的办法是提出政治家、将领和英勇女性的形象作为心灵的范例，中世纪的办法是重述荒漠中的圣徒的隐士或富有膂力及忠诚不贰的武士的生平，我们近代的办法则是推荐人们去读有关发明家、商人、探险家、百万富翁的传记和“稗史”，认为读了是有教育和激励作用的。以推进一定的实际安排或道德计划为目的而写出的教育性历史确乎是存在的，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科莱塔和巴尔博的史学着作等在复兴运动时期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人人都熟悉一些“鼓舞”过自己、使自己爱祖国、爱自己的乡土和礼拜堂尖塔的书籍。
这种属于道德而不属于历史的道德功效已经深入人心，以致人们怀有残存的偏见，要在教学领域中使历史（还有诗歌）具有道德的功用。甚至拉布里奥拉的教育论文《论历史教学》也受了这种偏见的鼓励。但是我们用“历史”这个词时既指作为思想的历史，相反，又指作为诗歌、语文学或道德意志的历史，那末，显而易见，“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的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四现在人们谈论“历史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谈得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应改的。所谓没有什么应改的是对这样一种要求说的，就是，要求铸造一种历史的新形式或首创真正的历史。历史现在、过去、将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活历史的，是合乎理想的当代史；而编年史、语文文献学历史、诗歌性历史、以及（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的）实用性历史，现在、过去、将来也是一样的。那些从事创造一种新历史的人总是相继用语文性历史去反对诗歌性历史，或用诗歌性历史去反对语文性历史，或用当代史去反对前二者，如此等等。巴克尔和过去十年中许多令人望而生厌的社会学家及实证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架子十足，并且不懂什么叫作历史，而叹息历史缺乏观察和实验的能力（即，观察和实验之自然主义的抽象），自诩他们“使历史成为自然科学”了——就是，把一种既荒谬而又可笑的循环论证法用在它所派生的一种苍白心理形式上。
在另一种意义上，历史当然是一切都应改革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力图使自己变完善，就是说，它在丰富着自己和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但历史革新自己时仍旧总是历史，它的发展力量恰恰在于它能这样持续下去。
要求彻底地或抽象地进行改革的要求也不能赋以另一种意义，说是要对“历史观念”进行改革，要去发现或终于发现真正的历史观。一切时代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真是历史的历史和那些只是想像产物的历史或编年史之间的差别。这可以从各个时代的历史家和方法论者的言谈中看出来，甚至也可以从其中头脑最混乱的人无意中所作的供认看出来。虽则表达这些差别的字句没有写下来或保存下来，它也可以满有把握地从人类精神的本性中被推论出来。这种概念和差别随时随刻被历史本身所更新，历史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这应该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是史学史所表明了的；史学史从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第欧根尼和西塞罗的时候到黑格尔和冯保德的时候当然已有了一定的进步。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有些我打算在本书中予以解决。我十分明白，这本书只能解决许多问题中的部分问题，我尤其明白，这本书并未解决（因它无法解决）那些尚未形成而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