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好象语文性历史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一下就真已被克服，史料就已被一种原则和价值标准所支配似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方法论者和哲学家们从四面八方坚持地向历史提出的要求。但我一直避免使用“价值”这个词，因为它的含义暖昧，能欺骗很多人。因为，既然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既然精神就是价值，确乎是唯一可能设想的价值，历史就明明白白总是价值的历史了；既然精神作为历史家意识中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支配历史写作的价值就是思想的价值了。但正因这个原故，它的决定原则就不能是叫作“情操”价值的价值；情操是生活，不是思想，当这种生活在被思想所支配以前获得表达和表现时，我们得到的是诗歌，不是历史。为了把诗歌性传记变成真正的历史性传记，我们必须压下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必须找出个人在社会活动或文明中超过什么作用；我们对国别史和人类史，对每一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的事实和对每一类事件都应当这样。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历史问题原封未动，甚至不如说，还没有出现，但当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就会出现。在前一种情形下，激动我们的兴趣不是变成了思想的生活兴趣而是变成了直觉与想象的生活兴趣。
由于我们已经进入诗歌的领域，而将历史问题抛在彼岸，那象是我们的出发点的语文学或博学则仍旧留在此岸，就是说，当作已完全被越过了的东西留在此岸。在语文性历史中，不管它怎么说，编年史和凭证始终是在粗糙自然的和未被消化的状态中。但在诗歌性历史中，编年史和文献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干脆被消解了。我们可以不理睬这样一种常见的历史家的情形，就是，为了获得艺术效果不惜存心把自己的捏造和编年史及凭证所提供的资料混同起来，尽力使其被认为是历史——就是说，他使自己犯了撒谎的罪，他成了混乱的根源。但是史学中不断出现的和固有的改变却在细节本身的选择和关系方面，这些细节是根据情操动机而不是根据思想动机从“资料”中选出的。仔细一想，这种情形实际上是对事实的一种捏造或想象；在一种新想象出来的事实中，新的关系就变成具体的了。
由于从“资料”取来的材料并不总是顺从人们所需要的关系的，人们便认为从容地向原文献求教是可以被容许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好象是历史诗人之一的勒南说的），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沃西阿斯责备那些希腊历史家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家，他们在捏造寓言时为了避免空白起见，他们认为只要郑重地添上自己的“据说”、“据传”或与此相差不多的东西就够了。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如果把那些被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家为了引进自己的个人想象而采用的“也许”、“似乎”、“我们认为”、“可以设想”、“我们得以推想”、“可能”、“显然”等等暗示形式列举出来，仍然是可以消愁解闷、发人深省的；如果注意到他们有时为了把图景弄得尽善尽美，因而省去这类警句，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描述得好象亲眼目击的一样，万一有什么冒冒失失的人例如一个轻率的怪孩子若是问到“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告诉你们的呢？”他们就会手足失措，这时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他们求助过“想象力对于不愿成为一个单纯编年史家的历史家是必要的”这一方法论上的理论，也就是求助过一种将成为重建性的和综合性的想象；他们也象人们所说的求助过“用我们的个人心理或心理知识去综合历史材料的必要性”。这种理论和关于历史的价值理论一样，也是一种遁词。因为，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批判、空洞的叙述、缺乏直觉或想像的概念、全是无用的；关于这一层，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一再说过了，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但是这种历史家所确乎不可缺少的想像是与历史综合不可分割的想像，是在思想中和为了思想的想像，是思想的具体性，这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永远是一种关系和一种判断，不是不确定而是确定。必须严格地把它和那种被某些历史家所珍视的自由的诗情想像区别开；那些历史家仿佛在太巴列湖上看见了耶稣的面孔，听见了耶稣的声音，或者伴随赫拉克图斯日常在以弗所的山间散步，或者重述亚西西的佛兰西斯与翁布里亚的甜蜜乡野间的密谈。
在这里，我们也会被问到，如果诗歌性历史是诗歌（诗歌是精神的一种必需形式，是人心所最珍视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历史，那末，我们能说它们有什么错处呢？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象答复语文性历史一样答复说，错误不在于已做的而在于宣称要做的：不在于创造了诗歌而在于把本是诗歌的历史叫作诗歌性历史，这在用词上就是矛盾的。我丝毫无意反对用历史资料编写的诗歌，因此，我愿证实，很大一部分纯诗歌能在被称为历史的书籍中被找到，尤其近代是这样。例如，史诗并不象一般人所相信的在十九世纪消灭了，不过它不见于博塔、巴格努力、或巴恩德蒂尼的“史诗体诗”中，而近视的文学分类家是到那里去找史诗的；它见于复兴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在那里，史诗、戏剧、讽刺诗、牧歌、悲歌以及其他我们所希望的“种种诗歌”都倾泻而出。复兴运动时的史学大部分是一种诗歌性的史学，富于传奇，这些传奇还在等候历史家或仅在机缘凑巧时和历史家偶尔相逢过，恰恰就象古代或中世纪的史诗一样，如果它真是一种诗歌的话，它却被听众、也许还常被作者本人认为是历史。我要求别人和自己有权按照个人的感情所指示的去想像历史，例如，把意大利想像得象心上的女人一样姣好、象最慈爱的母亲一样可爱、象我们所崇拜的女祖先一样严肃，把它在各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找出来，甚至预言它的未来，又如，替我自己在历史中造出恨与爱的偶像，如果我愿意，把逗人爱的更美化，使令人生厌的更讨人厌。我要求找出每一种记忆和每一项细节：声音笑貌、动作姿态、服饰居住等等每一种无关的细节（对别人或在别的方面是无关的，但此刻对我却不是无关的），差不多亲身靠近我的朋友和我的情人，在历史中他们之间都有我要好的朋友和情人。
但是，仍然显而易见的是，当我或别人打算写一部历史、一部真正的历史而不是一部诗歌性历史时，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除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去看待它们。
当有人在那个范围内和在那种高度上开始对我们提到片刻之前在我们胸中翻滚的情操时，我们听去就将象听一个人谈论一些从此远离了、死去了、我们不再参与了的事情一样，因为现在充满我们的心灵的唯一情操是真理的情操，是寻求历史真理。
三谈过诗歌性历史，即，历史回到了一种观念上居先的形式亦即诗歌的形式时，关于历史的错误形式（或错误的理论形式）就说完了。但是，我若对那种在古代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并显得很重要的所谓历史形式默不一言，我的议论可能是不完整的。这种历史形式现在虽想遮掩自己的真相、更换自己的服饰、伪装自己，但它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就是古时候叫作演说术或修辞学的历史。它的目的是用范例去传授哲理，激发善行，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或仅仅为了娱人心目，按修辞学家的不同意愿而各不相同。甚至到了今天，不仅初等学校还要求并被供给以这种类型的历史（在初等学校里，人们认为年轻人吸吮智慧的苦汁时当然应该伴以寓言的甜头），而且在成人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就和政治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谈的是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它就和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谈的是掌故、怪异、丑恶的和可怕的故事，它就和消遣密切联系起来。但是，我且请问，姑且不说历史，难道这能称得上一种历史的错误（理论上的）形式吗？修辞性历史的结构是以一种旣存的历史为前提的，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怀抱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导致德行、悔恨、羞愧、或热忱的情绪；也许是为了象游戏一样使心灵获得休息；或是为了使心灵认识一种历史的、哲学的或科学的真理（感人，悦人，诲人或按任何方式把这些目的加以分类）；但它终究是一种目的——就是说，是一种利用历史的讲述作为手段或手段之一的实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