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博林布鲁克由于当时的文化条件之故没有也不可能进而具有关于每一种历史的死亡与再生的概念（那是一种关于“现实”和“当代”史的精确的思辨性概念），他也没有想到，他所视为无用的枯叶而扔在一边的原始野蛮史会因反对唯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故而在半世纪之后重新鲜艳地出现，他也想不到，这种反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竟是他的祖国的一位政论家、伯克，他更想不到，在他自己的时代，在意大利的一角，这种历史已在乔巴蒂斯特·维科的精神与心灵中重新出现了。我在举过博林布鲁克这个着名的例子以后，关于实效历史家和语文文献学历史家之间的矛盾，我就不再举例了，因为它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眼前重新出现。我只补充一句，就是，反对“语文学者”的争论竟变得把纯粹的、单纯的语文学者包括在内，当然是可悲的（虽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在一场斗争中，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因为后一类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如果象有时在争执的高潮中所预示的一样把他们摧毁了，那末，精神领域中的丰产力就不仅会减少，而且会完全被毁掉，我们就不得不以最大的努力来把我们的文化中的协同因素重新引进来，活象传说中的、关于法国农业在连续几年中毫无远见地捕杀无害而且有益的黄蜂以后的情形一样。
说历史不确凿和无用，这句话中无论有什么已证实的或可证实的，也是由于纯历史感对语文性历史的反对所引起的。我这样假定是因为，我们看到，甚至最激烈的反对者（弗恩蒂内尔，沃尔内，德尔菲科等人）最后也承认或要求某种形式的并非无用的或不确凿的、或并非完全无用或不完全确凿的历史，是因为，事实上，他们的全部矛头都是针对语文性历史和以根据为基础的历史的，关于这种历史，卢骚在《爱弥儿》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是唯一恰当的定义，就是，它是在许多假话中选择那较象真实的东西的技巧。
在所有其他各方面——就是，关于感觉的假设和自然主义的假设所起的作用问题——历史怀疑论象各种形式的怀疑论一样，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样被推崇为范例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
但真相是，语文性历史象其他各种错误一样，不是在敌人的进攻前崩溃的，而完全是因为内部的原因才崩溃的；摧毁它的是它自己的教授们，他们认为它和生活没有联系，认为它只是一种学术练习时（请注意，许多历史都是一些学术论文，旨在训练研究、阐明和解释的技术，另有许多则是这种方向在校外的继续，是由于学校灌输的倾向所致），他们自己表现了不确凿性，使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所围绕。他们区别批判和苛求。希望阻挠历史语文学的这种自然瓦确；所以，我们发现，批判是被颂扬与被容许的，而苛求则是被责备和被禁止的。但是，这种差别是一种惯用的差别，由于这样一种差别，缺乏知识就装做爱好谦逊，力图削弱它所无力解决的对方的气势。
其实苛求就是实行批判；它是批判本身，把批判分成批判性多的和批判性少的两种、并容许批判性少的而否定批判性多的，至少是过分的。没有什么“根据”是确凿的而其他是不确凿的，而是都非确凿的，不过在外表上和在猜想的方式上不确凿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谁能保证自己不受一个通常勤奋可靠的见证人因一时分心或兴奋所说的错话的影响呢？在那不勒斯的一条古老羊肠小道中还可以读到一份十六世纪的铭文，它明智地祷告上帝（历史语文学者应当每早热烈地向他祷告），求他把我们永远从诚实的人们的谎言中拯救出来。因此，当那些把批判推进到所谓苛求程度的历史家使这类工作整个一文不值时，他们就是履行了一种最有教育意义的哲学责任，因而是宜于用萨恩契兹的书名一无所知称呼他们的。我记得，当我年轻时忙于研究工作时，一位仅有些许文学知识的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他向我借了一本批判性很强，甚至真有点苛求的古代罗马史。他读完之后把书还给我的时候说，他骄傲地相信自己已是一个“最有学问的语文学者”，因为那些语文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辛勤努力的结果使他们一无所知，而他则没有作过任何努力，仅凭天赋，达到了一无所知。
二语文性历史这样自然解体的后果应当是：把自称是靠被视为外部事物的叙述与凭证之助写成的历史予以否定，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所应放的较低的地位上去，把它们看作仅是历史知识在精神的发展中规定自己和重新规定自己时的辅助。但是，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后果不好受，虽然屡经失败，还坚持要用这种方式去写历史，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治好语文文献学历史的冷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它的内在的不确凿性而又不必改变那些假设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谬误的，只能获得谬误的解决，而表现为用情操方面的兴趣去填补思想兴趣的匮乏，用表现手法上的美学的一贯去代替这里所得不到的逻辑的一贯。这样得出的新的错误形式的历史就是诗歌性历史。
这种历史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对非常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物的充溢感情的传记和对被人憎恶的人物的尽情挖苦的传记；如渲染作者所隶属、所同情的民族的光荣而悲悯其不幸的爱国历史和对敌对的民族、自己的敌人加以恶意看待的历史；如在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理想的照耀下由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写成的、描绘“愁容满面的骑士”（如马克思所说的）即资本家的行径的普遍史和由一个反闪族的、认为犹太人到处都是人类的灾难与邪恶的根源、认为迫害犹太人是人类的光荣与幸福的极致的人所写的普遍史。诗歌性历史也不是以这种基本的和一般的爱憎（即是憎的爱，即是爱的憎）的描绘为限的，因为它渗透了情操的全部最复杂的形式，即其细微的层次。因而我们有多情的、优郁的、怀乡的、悲观的、听天由命的、充满自信的、欢乐的、以及其他种种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诗歌性历史。希罗多德歌颂诸神忌妬的故事，李维歌颂关于罗马人德行的原始叙事诗，塔西佗写作可怖的悲剧，伊丽莎伯时代的戏剧是用雕刻式的拉丁散文写成的。如果我们转向近代人中最近代的，我们就发现，德莱臣对希腊的普鲁士、即马其顿历史中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表示了抒情般的向往；格罗特表示了对雅典所象征的民主制度的向往；蒙森向往凯撒所象征的导向帝国的制度；巴尔博倾泻了他对拉丁独立的全部热情，为此目的，他采用了有关拉丁各战役的一切记载，他正是从意大利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对佩拉司吉人的战役开始的；蒂埃里崇拜以法国的（善良农民）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历史中的中间阶级；戈恩库特兄弟围绕蓬巴杜夫人、迪巴里夫人和玛丽·艾恩托内几个形象所写的香艳小说所更注意的是服饰的材料和剪裁而不是思想；最后，德·巴朗在他的关于勃艮第诸公爵的历史中所注重的是武士与命妇、武器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