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们有一种嘲笑他们和怜悯他们的倾向。他们有时候确乎给人以笑柄，因为他们天真地自信历史锁住在他们手里，当人们渴求知识的时候，他们就能把“资料”的锁打开；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
philologist,即从事文字性历史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据的学者，源出
philology.后者有人译为语言学、文字学、说文学、博言学、语言文献学或言语文字学等，兹节译为语文学。略当于我们所说的考据家。
一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编年史和语文学的起源了，它们是一系列的心理形式，它们虽则彼此有差别，但都应当被看成生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实的和合理的。但是，逻辑关系现在把我们从生理学导向了病理学，即导向了那么一些形式，它们不是形式而是变形、不是真实的而是错误的、不是合理的而是不合理的。
语文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把历史锁在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里（有点象《天方夜谭》中的神怪缩成轻烟形式锁在一只小瓶中一样），这种信心不是不起作用的，它引起了一种用事物、传说、文献（空洞的传说和僵死的文献）去编写历史的想法，这就产生了那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文献学历史。我说的是想法，不是实际，因为，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不辞劳苦，要用外在的事物写一部历史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重新加以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语文性历史是从一本或多本书中倾泻出来的一本新书。这种作法在通用语中有一个恰当的名称，叫作“汇编”。
这类汇编通常是很方便的，因为它们可以节省同时参考几本书的麻烦；但是它们却不包含任何历史思想。近代编年体的语文学者怀着一种优越感去看待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昔日意大利的历史家（从马基雅弗利与圭奇阿尔狄尼直到詹诺内）。他们说，这些作家在其着作的专事叙述的部分——即编年史——中“抄录”了“资料”。但是他们自己的作法却没有什么两样，也不能有什么两样，因为用外在事物的“资料”来写作历史时，除了抄录资料以外是无事可作的。抄录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概括，有时更换字句，这是因为，有时是一个风格爱好问题，有时是一个文字爱好问题；抄录也是一种引语的核实工作，这种核实工作有时是为了证明忠实与准确，有时是为了使别人相信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坚实地立足于地面、立足于真实性的土壤上的，相信那是从凭证取来的叙述和引语。在我们的时代、尤其自从所谓“语文学方法”被夸大，即赋予这种方法以片面的价值以来，这种语文文献学历史家有多少啊！这类历史确乎具有一副尊严和科学的外貌，但不幸得很不充分，没有精神上的连结。归根结蒂，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
但是，既然我们业已表明，语文性历史所提供的实际上是编年史与文献而不是历史，人们又看见我们认为编年史的编写和文献的收聚以及花费在它们上面的辛苦是最合理的，他们不免要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语文性历史为不合理及错误呢？要知错误的决不是事实而是伴随事实的“主张”或“观点”。在这里，它们就是前面已经被明确为专属于语文性历史的观念和主张，就是，用文献和叙述来写历史。就这种主张所主张的是历史应当越出纯编年史或纯文献的范围而论，尽管主张并未实现，它也可以说是能起合理作用的。
但是就其提出主张而自己并未实现其主张而言，这种形式的历史应该被认为是以矛盾与荒谬为其特征的。
主张既然是荒谬的，语文性历史就是没有真实性的，它象编年史一样，本身中没有真实性，而是从它所求助的根据那里去取得真实性的。有人会说，语文学是要检验根据的，它选择那些最值得信赖的根据。但是他们不提这样一件事实，就是，编年史、最粗糙的编年史、最无知最轻信的编年史也同样检验和选择它所认为最值得信赖的根据，这永远是一个信赖问题（即一个别人的思想和过去的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批判问题（即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的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逼真问题，不是一个确凿性、即真实性问题。可见语文性历史当然能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它既不具有真实性，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兴趣——就是说，它并不把光辉投射到一组针对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的事实上去；它可以漠不关心地拥有任何事项，不管那事项距离编纂者的实际的和伦理的心灵是多么遥远。因此，作为一个纯语文学者，我欣赏漠不关心的自由选择，过去半世纪的意大利史和中国秦朝的历史对我说来，价值是一样的。我将从这一种历史转向另一种历史，毫无疑问是被一定的兴趣所推动的，但那是一种超历史的兴趣，是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中所形成的那种兴趣。
这种作法既没有真实性，也没有热情，它是语文性历史所特有的作法，它说明了为什么语文性历史家和名符其实的历史家之间经常一再出现显着的冲突。真正的历史家想要解决关键问题，看见人家要他们去应付索然无味的语文学作品就感到不耐烦，看见别人坚持那就是历史并认为必须用那种精神及方法去研究时就冒火。这种生气与烦恼之感的最好的爆发也许可以从博林布鲁克的《论历史研究》（1751
年）一书中看到，在那本书中，博学被视为名符其实的华美的无知，研究古代或原始历史的渊博的大论文最多不过被视为类似“离心的序曲”而已，那些序曲在合奏之前演出，可以帮助乐器合调，但只有没长耳朵的人才会把它们当作和声，就象只有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把炫耀博学和真正的历史混同起来一样。作为它们的反面，他提出一种理想，主张用一种“政治地图”来供知性之用而非记忆之用，指出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和弗拉·保罗的《论圣我》是接近那种理想的着作。最后，他认为，对于真正的和活生生的历史说来，我们不应当越过十六世纪初期，不应当越过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那是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史初次出现的时候——这种体系在十八世纪初期还坚持不变。随即他就描绘那两个历史世纪的景象，不是为了猎奇家和博学者之用，而是为了政治家之用。我想，对于鼓励他如此活跃地向历史提出这类要求的正当心情是没有人愿意加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