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空洞的叙述和死凭证那类事物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的，因为精神之外不存在外在的事物；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当精神产生编年史并用一种意志活动牢固地掌握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再度说明，这样一种活动总是含有一种新的意识活动和思想活动的），编年史是作为空洞的叙述而存在的：意志活动把声音从思想抽象出来，而声音的确凿性和具体性是寓于思想中的。同样，这些死凭证在它们作为一种新生活的表现时是存在的，就象无生命的死尸本身也确乎是一种生命创造的过程一样，虽则对某一特定的生命形式说来，它像是一种解体的过程，像是一种死东西。但是，像那些一度含有一种历史思想、为了纪念它们所含有过的思想而终于叫做叙述的空洞的声音一样，那些新生活的表现也仍然被视为先行的和确乎业已消失的生活的残余。
现在请注意我们是怎样通过这一连串演绎得以说明某些近代方法论者把史料分为叙述与凭证，或如人们所表述，分为传说与残余或遗物的。这种分法从经验论的角度看来是不合理的，它对指出不宜在经验论中采取思辨思维这一点可能是有用的。这种分法很不合理，使人们立刻遭到一种困难，就是，无法区别想要区别的东西。一种被视为一件事物的空洞“叙述”就等于任何其他一种叫作“凭证”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差别，我们又遭到一种困难，就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历史结构有两种不同的资料作依据（一只脚在岸上，另一只脚在河里）——就是说，我们必须求助于两种平行的事例，其中一种永远要求我们回头去查考另一种。
如果我们想去决定两种资料的关系以期避免不便的平行论时，结果就是：或则把这种关系说成是这一种资料比那一种资料高级，这样一来，差别就消失了，因为高级的形式吸收了低级的形式，取消了低级的形式；否则就造出第三个词，假定高低两种形式带着一种差别在这第三个词中统一起来了，但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宣布，在那种抽象性中它们是不存在的。因此，我认为，最重经验论的方法论者不采用叙述与凭证的分法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不卷入这类细微的争论而满足于把史料分成书面的和表现的两类或其他类似的分法。然而，在德国，德莱臣在他的价值很高的《历史主义原理》一书中利用了这类叙述与凭证、传统等等之间的差别（他具有强烈的哲学倾向），其他被我们拉丁语各国视之为驳杂的经验论者，“体系制订者”、或“学究”的其他方法论者也采用这种分法。这是由于富于德国的哲学传统之故。学究气当然是有的，它恰恰可以在那种不适用的哲学中被找到。但是，那种学究气及其遗留的矛盾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它使人心从经验论的假寐中苏醒过来，使它看到，除了被假定的事物以外，实际上还有精神的活动，在那里，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把资料分为叙述与文献，并认为文献比叙述高级，认为必须把叙述看作一种从属的但又是无法根除的因素的想法几乎成了一种神话或寓言，它把生活与思想之间的、把文献与历史思想中的批判之间的关系用一种想像的方式表示出来。
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因此，认为史料存在于历史之外的看法也是一种应予消灭的假想，应与认为历史是编年史的反面的假想同样予以消灭。这两种错误的假想是殊途同归的。经验论者的外在意义的、当作事物一样的资料，和编年史是一样的；编年史就是一类那样的事物，不是先于历史的，而是后于历史的。指望历史由后于它的东西去产生，由外在的事物去产生，历史就会陷于窘境！由事物产生的是事物，不是思想；由事物派生的历史会是一件事物，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是不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编年史与文献看来象是先于历史的，象是它的外在资料，这当中必有一个原由。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尸骸，即空洞的叙述和编年史，同一人类精神又收集过去生活的痕迹及遗迹与文献，竭力把它们不加改变地保存下来，坏了就把它们恢复过来。这种保存空洞和僵死的东西的意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那种用建立陵寝和墓室的办法把人的业已消蚀的因素在迪斯神的疆域中保全一些时候的错觉或愚蠢吧？但是，墓室不是愚蠢和错觉；反之，它们是一种借以肯定个人所做的工作的不朽性的道德行动。他们虽然死了，但将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将活在后代的记忆中。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它们重现过去的历史，使其更加丰富，并在我们的精神前成为“现在”的日子是会来到的。
因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因此，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
这种种再生都有它们的内在的动机，不论多少凭证或叙述都不能使它们出现；事实上，大量收集凭证和叙述并将其放在自己跟前的就是再生的本身，没有它们，凭证和叙述就会是散漫无章的和不起作用的。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
忘掉历史的一种面貌而记住其另一面貌，那只是精神生活的节奏表现，精神的作法是：规定自己和使自己个别化，并永远把原先的规定和个别化变成不定的和非个别化的，以便作出其他更为丰饶的创造。可以说，精神无需那些原文为
Dis,罗马人的阴间之神，意指死后。被称为叙述和凭证的外在事物而重温它自己的历史；但那些外在的事物是它为自己所造出的工具，是它为那内在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迸发所作的准备活动，在这种精神迸发的过程中，叙述和文献这类外在的事物就都融化了。为了那个目的，精神维护和谨防地保存“过去的记录”。
我们每个人在笔记本中记下我们的私事的日期和其他事项（编年史）或把绸带和干花瓣放在首饰匣中（请允许我选择这类逗人喜欢的形象作为收集“文献”的例子）之类的日常行动由某一类叫作语文学家的工作人员大规模地进行着，好象是由整个社会邀请他们去做的一样。当他们收集的是证明和叙述时，他们的专称是博学家，当他们收集的是文献和文物时，他们就叫做考古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而保存这些东西的地方（“死东西的寂静的洁白的住所”）就叫做图书馆、档案室和博物馆。对于这类履行一种必要的因而是有益的和重要功用的博学家、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怎么能有任何恶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