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或当代学者的记载所写成的希腊绘画史，如果仔细加以检查，实际只是一系列附有传记性故事的画家姓名（阿波罗多洛斯，波律诺托司，杰乌克西司，阿佩列斯等等），只是一系列绘画的画题（特洛伊的焚毁，阿马松人的斗争，马拉松战役，阿基里斯，诽谤等等），在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描述中有关于这类题材的某些具体情节；否则，连同大体按照年代排列的人名、故事、画题、论断一道的，就是，对于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褒贬。但是不直接知道画家的作品，画家的名字就只是一些空洞的名字；故事是空洞的，画题的描绘、臧否的判断、编年的安排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仅仅是算术性的，缺乏真实的发展；由于它缺乏应有的组成因素，所以我们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它。如果那些字面上的形式具有任何意义，那是因为我们从断片和第二手作品获得了关于古代绘画的点滴知识之故；这些第二手作品是流传下来的副本或其他艺术或诗歌中的类似作品。
但是除了这种点滴知识以外，这种希腊艺术史本身只是一串空话。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希腊绘画史“没有定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并不否认，当我们提到一个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某个画家，确乎想起一个雅典画家，当我们说出“战争”或“海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次战争，确乎想起一次希腊甲兵的战争，或想起一个类似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雕像中的美妇人。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名目所唤起的无数事实中的任何一件事实在思想上会是漠不关心的。由于这个原故，它们的内容是无定的，这种内容的无定性就是它们的空洞性。
一切脱离了活凭证的历史都像这些例子，都是些空洞的叙述，它们既然是空洞的，它们就是没有真实性的。说有过一个名叫波律诺托司的画家，说他在波依启列画廊画过米尔提亚戴斯的肖像，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人们会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认识他，看见过这幅画，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答复说，这对这个或那个见证人说来是真的，而对我们说来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说（结论是一样的），它只是由于那些见证人的作证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外在的理由，而真实性则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那一命题既然不是真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而就是无用的，因为一无所有时，国王就失去了他的权力，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因此，引用那些空洞的判断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毫无用处的。生活是一种现实情况，而那种变成了空洞叙述的历史则是一种过去：它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过去，纵然不是绝对这样，总之，此刻当然是这样的。
阿佩列斯曾将诽谤、忌妒、阴谋、欺骗、忏悔、真理、无知、迷信，拟人化作为画题。剩下的是空洞的字句，而空洞的字句则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的，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护的空洞字句或公式的复合物。
现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得以恰如其分地找到至今没有找到的历史与编年史的真正差别。这种区别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找到是因为，它通常是被当作事实的性质上的区别去寻找的，性质成了每一种区别的对象。例如，把关于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好像一般的并不总是个别的，个别的并不总是一般的，公共的也并不总是私人的，私人的并不总是公共的一样！否则就把关于重要的事实（值得记忆的事情）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不重要的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情境无关，好像对于一个被蚊子所打扰的人说来，这种小虫子的发育并不比克谢尔克谢斯的远征更为重要一样！当然，我们懂得，这类错误的区分中含有一种正当的心情，就是，把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放在有关和无关这一概念上（一般的有关，特殊的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
在其他惯常举出的考虑中，例如认为历史事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另一方面，编年史中的则无联系，历史有逻辑的顺序而编年史则只有编年的顺序，历史深入事件的核心而编年史则限于事件的表面或外表等等，在这种考虑当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正当的心情。但是，在这里，差别的性质，与其说是思索出来的，不如说是形像地表达的，而当形像表达不是作为表达思想的简单形式时，我们刚刚获得的东西瞬刻就会失去。真相是，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甚至哲学史由不懂哲学的人去写去读时，也是编年史：甚至历史也会变成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它当作编年史去读的东西，例如，当卡西诺山寺院的僧侣记载：1001
年，有福的多密尼库斯到基督那里去了。1002年，今年萨拉森人越过了卡普阿城。1004
年，此山大为地震所苦等等时，就是这样的；因为当他悲泣逝世的多密尼克的死去或震惊于他的故乡所遭受的自然的人类灾难，在这一系列事故中看到上帝的手时，以上那些事实对他都是当前的。
但是，当同一个卡西诺山寺院的僧侣写下这些冷酷的条条，自己既不面对它们的内容，也不思索它们的内容，一心只求不使这些记忆遭到遗忘，只求把它们传给后来住到卡西诺山寺院的人们的时候，这并不妨碍那份历史采取一种编年史的形式。
但编年史与历史之间的真正差别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就是说，是一种真正的真差别），这种差别的发现不仅使我们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寻求实质性的差别（就是说，想像性的差别），而且使我们得以拒绝一种极其常见的假设——即认为编年史先于历史的假设。老文法学家马里奥·维托里诺所说的编年史，先有年代记，然后才写成历史曾被人反复引述，被人概括化，被人普遍化。但是，研究这两种作法或态度的性质从而也是研究这两种作法或态度的来历的结果表明，情形恰恰相反：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先有活人，后有死尸；把历史看作编年史的孩子等于认为活人应由死尸去诞生；死尸是生命的残余，犹之编年史是历史的残余一样。
三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声音与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了。但是，凭证脱离了生活，也就像编年史一样只是一件事物，只是一种声音或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了——例如，那些一度传达过法律的声音与字句；那些通过一个神的形象来表达宗教情操的大理石上所刻的条纹；一堆骨骸——一度表现是一个人或一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