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像是置身宫殿之旁，可是从这古老的断垣残壁中取出来的却是一堆石头。普鲁士的腓特烈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伏尔泰信徒，他没有欣然接受新版的《尼伯龙根之歌》和其他德国的史诗杰作。一句话，整个过去丧失了价值，或者说，只保存了恶的消极价值：在那艺术、娱乐与和平今天仍占优势而理性本身也开始潜入的大城市里，居民们又是怎样把各时代进行对比，是怎样相互诉苦，如果他们敢于这样做的话。这几乎是这类历史的每一页都应该加以深思熟虑的。
由于缺乏发展的概念，使得获得有关遥远的事和人的知识是无用的；虽则在某些方面，把印度和中国纳入世界史，有功劳，虽则它对“四大帝国”和“宗教”史的批判和嘲弄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应记得，它所嘲弄的观点却满足了理解历史跟基督教文明生活及欧洲文明生活的关系的正当需要；应该记得，如果那时候没有可能（那时候决没有这种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链条，把阿拉伯、印度、中国和美洲文明以及其他新发现的事物包括进去，这些新知识就只能是一种好奇心和想象力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十八世纪时，印度、中国和就大体而论的东方除了表现出一种容忍的感情、实即表明一种宗教上的冷淡感情以外是很少其他用处的。在那些遥远的国家中没有皈依的狂潮，它们也没有派遣传教师来打扰欧洲——虽则欧洲对它们不吝给以这类访问——它们是不被当作历史实在对待的，它们也没有在精神发展的实在中取得它们的地位，而变成了被渴望的理想，变成了梦想的国土。
今天有些人重新在赞扬亚洲的容忍态度，把它和欧洲的不容忍态度对比，并对这种智慧和温厚的态度变得敏感起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无益地和不适当地重复伏尔泰所已做过的事而已；在这件事情上，伏尔泰如果无助于对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至少他已履行了一种为当时情况所必需的实际的和道德的职责。十六世纪语文学者所积累起来的大堆学问和启蒙时期史学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接触和联系，另一深刻的原因是发展的概念有缺点，而不是由于偶然的事情，例如那些独创性历史家的政论的、期刊的和文笔的倾向。如果根据新的概念说，精神不是发展的而是跃进的，并且业已大大跃进了一次，把过去远远抛在后面了，那末，那些凭证和汇集在精神的缓慢而且吃力的发展中是怎样被运用的呢？只要随时从中查出和摘出一些合乎当时论战之用的不寻常的情节就够了。伏尔泰说，这是一个大杂货店，你可以从那里拿走对你有用的东西。有学问的人和开明的人都是各自的时代的产儿，他们因此是分道扬镳的，前者由于精神不够活跃，无力达到历史的水平，后者由于过分活跃而践踏了历史，把历史变成了新闻的形式。
这一切限制正因它们是一些限制，因而给启蒙时期的史学划定了一定的领域，但它们并不表示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那时候的史学从事当时最为迫切的工作，它被它所正在揭露的周围的真理的光辉所围绕，它并没有看到那些限制和自己的欠缺，或者说，它很少看到它们，很难看到它们。它只知道，它进步了，而且进步得很快，它的这种信念不是不对的。有些批评家（其意大利最杰出的史诗，塔索（1544-1595
年）作。意大利散文体史诗，马泰奥·马里亚·博尔亚多（MatteoMaria
Boiardo）作。中有弗埃特）现在替它所遭到的坏名声作辩护，推崇它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我们也已清楚地指出和补充过，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我们也已证明过；这类批评家也不是做得不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不让那种坏名声得到解释，因为和每一历史时期对于前一历史时期通常加以蔑视、以便表明前一历史时期不如当前的作法比起来，它的坏名声严重得多。反之，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蔑视方面的特殊判断，甚至和启蒙时期以前各时期相比时也作出这种判断，因而，这一时期而非文艺复兴时期等特别获得了“反历史”的诨名（即“反历史的十八世纪”）。关于这种情形的解释，我们发现是，从可敬的古代得来的一切象征性的而罩当时正在消失中，是，那时候在历史与宗教之间掀起的粗糙的二元论和冲突正在消失中。
文艺复兴本身也是对于人类理性的肯定，但当它与中世纪的传统决裂时，它依然同样依附古典的传统，因而使它具有一种历史意识的外貌（是外貌，不是实际）。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常常乞援于古代的哲学家并使自己接受他们的保护，借柏拉图去反对亚里士多德，或借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去反对注释家们的亚里士多德。那时的学者借古代的箴言去为新的艺术作品或对艺术作品的新判断作辩护，虽则他们对于从古代箴言中找到的东西加以穿凿附会。哲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只有在毫无妥协可能时才转向古代，而且只有其中最有胆量的人才敢这样做。政治家把古代的共和国当作范例，把李维的着作当作他们的教本，就象《圣经》被基督徒当作教本一样。宗教在有教养的心灵中已经消竭了或已消灭了，但它对人民有必要保存下来，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它是一种通俗形式的哲学：从马基雅弗利到布鲁诺差不多人人同意这一点。马基雅弗利的立法圣人或“君主”和伏尔泰的开明君主都是那些根据自己的意志在政治方面塑造了欧洲的专制君主的理想化，双方在本质上是近似的；但是十六世纪的政治家是深知人类的弱点并具有希腊和罗马的丰富历史的全部经验的，他们研究权术和处事，而十八世纪的开明人物则因受了理性日益胜利的鼓舞，高举理性的旗帜，为了理性不惜把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丝毫不觉得有用面具罩住面孔的必要。奴马王为了欺骗人民，创造了一种宗教，因此受到了马基雅弗利的推崇；但伏尔泰则会因此责备他的这种作法，象他责备一切教条的制造者和盲信的推动者一样。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理论是意大利天才的特有产物，它是这样平衡、这样力求避免过度、这样圆通、这样巧妙；启蒙运动是法国天才的特有产物，它是激进的、必然的、容易走入极端、富于推理性。
把两个国家和两个时代的天才加以比较，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相较必然显得是反历史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则由于这样进行比较和设立这样一个目标之故，就变成了具有历史感和发展感的，其实它是没有的，实质上，它也是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启蒙运动更厉害。我说它比启蒙运动更厉害，不仅是因为启蒙运动象我所说过的，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而且恰恰是因为它使文艺复兴运动中潜在的矛盾全部暴露出来了。表面上，这是历史知识方面的退步，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补充，因而是对历史意识本身的补充，如同我们后来立即清楚地看到的一样。启蒙运动的胜利和下场是法国革命；这同时也是它的史学的胜利和下场。
这一反动表现为情操上回复到过去，表现为政治家们维护那些值得保存的或与新生活合拍的制度。因此出现了两种历史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形式当然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但在浪漫主义时期最为活跃：一种是怀乡性史学，一种是复古性史学。它们所希望的过去补充了实际可用的材料，由于那种过去恰恰就是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已攻击和推翻的东西，即中世纪及一切类似或似乎类似中世纪的东西，因而可以说，这两种历史都是中世纪化的。正像一条被迫离开了自然河床的水道一旦去掉了阻塞立即汹涌澎湃地流回自然的河床一样，在长久受到唯理论的禁欲之后，当人们又重新拾起旧日的宗教和局部的及地方的旧有民族风俗时，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日的歌儿，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动了人心。在这种汹涌的情操中，我们最初并没有看出一切心灵中所起的深刻而不可改变的变化，这种变化有那些出现在明显的返回倾向中的焦虑、情感和热情给它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