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伦（Heeren）的专家着作中，工商业史从历史划分分离出来了，或与离题的经济论着分离了，并获得了它自己的形式。社会风俗史甚至研究到了社会和道德生活的最细微的面貌（例如圣帕勒伊的《论古代骑士精神》
一书）。伏尔泰说到比武时不是说过他自己完全愿意进行一些革新吗？我们就单说意大利吧，那时它也是采取首创行动的，虽则后来不久它就退却了，而从欧洲其他国家得到激励；我们应该记得，在十八世纪时，皮埃特罗·詹诺内体现了许多那不勒斯同胞和同时代人的愿望和尝试，他描绘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内政史，用了很多篇幅去谈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和立法方面的事故。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其中有孟德斯鸠和吉本）都有很多人学他的样子。在意大利也有柳多维科·昂托尼奥·穆拉托里在他所着的《古代意大利》一书中阐述了中世纪生活，蒂拉博斯基写了一本伟大的意大利文学史（被认为是意大利的整个文化史），它的内容的渊博不亚于它的立意的清新，同时，其他次要的作家，象纳波利·辛约雷利在他所着的《两西西里的文化变迁》中一样，详细记述了某些地域，把他们的历史洒满了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耶稣会士贝蒂内利也在意大利文学、艺术、风俗史中模仿伏尔泰的历史着作，博内菲德在哲学史方面模仿布鲁克尔的着作，朗齐的作法比上述诸人高明得多，他继承了温克尔曼在《绘画史》中所走的道路。
启蒙时期的史学不仅使历史变成了更“内在的”，发展了它的内在性，而且也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使它变得更加广阔了。在这方面，伏尔泰也出色地代表了他的时代需要，他不断责备普遍史的传统形象的狭隘性和粗鄙性，例如那些希伯来人所写的历史或宗教史及希腊罗马史或世俗史，或者象他所说的我们西方所伪造的、冒牌的普遍史。那时人们已开始利用文艺复兴以来探险家和旅行家所发现、移植和积累的材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耶稣会士和传教师的贡献。印度和中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们是古老的，而且具有高度的文明。此外，不久又翻译了东方的宗教书籍和文学书籍，这就使人有可能不仅依据第二手材料和旅行家的叙述去讨论那种文明了。与东方知识增长的同时，不仅关于古代的知识增长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中心有变动，最初是从意大利变到法国和荷兰，后来变到英国，后来又变到德国），而且在本笃会士、莱布尼兹、缪拉托里等许多人的着作中关于中世纪的知识也增长了，他们在研究对象和进行研究的地域或城市方面各有所专，例如德梅奥在他的《那不勒斯王国批判史》中一样。
与学问及可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文献和资料增多的同时，对于前者的真伪和后者作为证据的价值的批判也更精细了。弗埃特很好地注意到了本笃会人、莱布尼兹（他虽则是一位哲学家，但在这方面没有超过那些最优秀的和有学问的僧侣）、直到缪拉托里在方法上所获的进步，缪拉托里不仅要考查传说的真实性，而且开创了对二种倾向的批判，即批判个人亲眼目睹和给予其叙述加上兴趣和激情的色彩和形状。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人物开创了另一种更为本质的批判，这种批判所指向的是事物和关于事物的知识（指向文学、道德、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经验），它认识到事物不可能象肤浅、轻信或怀有成见的历史家所认为发生过的那样发生，而试图按它们惟一能够发生的方式那样去再造它们。我们佩服伏尔泰（尤其是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史》）不信任朝臣们和臣仆们的报道，那些人惯于制造诽谤，惯于恶意地和以谈掌故的方式去解释君主和政治家的表面活动。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启蒙时期的史学固然保存了甚至夸大了实用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改进了实用主义，使它精神化了，这我们应该已从伏尔泰所喜爱的说法看出来了，甚至从神学化的博修埃身上也看出来了，就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那种精神究竟是什么，自然还是模糊的，因为那时候那些新输入的概念把一种意外的冲突因素引进了哲学，哲学不能提供支持，以便把它看作发展中的精神的理想规定，并把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设想为在精神演出中各自有份的。因此精神常被曲解成一种固定的品质，例如，如果是一个民族问题，它就被曲解为种族，如果谈的是各种时期，它就被曲解为潮流或时派，因而就这样自然化了和实用主义化了。伏尔泰写道，三件东西不停地影响人类精神，即，气候、政体和宗教：这就是解释世界之谜的惟一方法：在这里，“精神”被贬成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然而，这一个有启发性的词终于被说出来了，人们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斗争条件本身必已一点一点地清楚地意识到了。
在当时，气候、政体、宗教、各民族的天才、时代的天才都是些试图越过实用主义并把因果关系置于一种普遍秩序中的可喜尝试。这种努力乃其局限性——即重新采取抽象和实用主义的说明方式——也从“单个事件”的学说中表明出来了，人们相信单个事件一下子就可以决定新时代成为野蛮时代或文明时代。因此，那时候人们象弗埃特特别引证里彻德松的历史所记载的一样，惯于赋予十字军或土耳其人对康士坦丁的占领以巨大的重要性。同一障碍的另一后果是，这时写出的各种文化史、风俗史、艺术史等很少贯通之处。
生活的各种表现一件接着一件摆出来，毫不成功，甚至没有作过任何尝试去把它们有机地加以发挥。
毫无疑问，启蒙时期的新的和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那时除了攻击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障碍以外，又在攻击前面说过的世俗与神学二元论针对它们所设置的其他障碍。这种世俗-神学的结果是否定发展原则本身，因为断定过去为黑暗的和错误的就杜绝了任何有关宗教、诗歌、哲学或有关原始和已往制度的认真概念。从伏尔泰看来，在观察和科学演绎的形成过程中，原始文明中十分重要的“占卜”制度是什么呢？它是将与一个傻子相遇的第一个骗子的捏造。对于古代生活同样重要的神谕又是什么呢？它是些骗术。公教徒、路德派、加尔文派关于圣餐的神学斗争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徒吃上帝以代面包，路德门徒吃掉面包与上帝，而加尔文门徒将吃面包而不吃上帝。
詹森派门徒所能达到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博尔当认为是一串令人生厌的神学争论和一串无聊的笔战，因此，当时参加争吵的作家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只留下了几何学、推理性文法、逻辑学，即只留下了属于理性的东西；神学争论是人类精神的另一种疾病。古代的哲学也没有受到较好的待遇。柏拉图的哲学不过是一种恶劣的形而上学，是一串拙劣的辩论，看来不象能一世纪又一世纪地得到了其他更荒唐的人的佩服和增补，直到洛克才不这样：洛克是在一本书中论人类悟性的唯一作者，这本书所说的都是真理，并且作品写得很完善，因而全部真理都是清清楚楚的。在诗歌方面，近代作品的地位被原文为
Richardson.看得比古代的高，《吉罗莎伦》的地位比《伊利亚特》高，《奥兰多》比《奥德赛》高，但丁显得晦涩而笨拙，莎士比亚显得是一个不是没有才能的粗人。中世纪的文学不在考虑之列：人们所收集的是当时的一些可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