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对话录中说出了他的理论。这样的一般历史图景在细节方面可能时而各有不同，但它从未被动摇，从未被驳倒；直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它在正教中是有改变的，后来在反对派和异教徒中也是有改变的：这些改变当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是基奥阿奇诺·迪·弗洛拉的信徒的永恒福音说基奥阿奇诺把历史分为相当于三位一体的三位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旧约或圣父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新约或圣子时期，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时期是圣灵时期。这些时期只是人为的组合和安排，生活总想通过它们来在压迫它和要窒息它的预定体制间找到一条出路。
但是，这类安排并不能使随时出现的实际与方案之间的不协调有所改善。因而中世纪所十分珍视的譬喻性解释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解释的本质是，在方案与历史实际之间安上一个想像性的形象，它是二者的混合，像一座桥一样，但是一座只能在想像中通行的桥。这样一来，神圣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就被譬喻化了，精细的计算被算出来了，并不断得到了新的想像性贡献的支援，以便发现二者之间的对应和平行；不仅人生的年龄和创世的日数跟历史时期被放在一条平行线上，德行和其他概念也是如此。这种看法直到今天还可以在有关虔信的书籍和比较不甚敏锐及比较不甚现代化的宗教演说家的演词中被找到。“自然的统治”也被包括在譬喻性解释中；历史和形而上学既已被视为彼此不同的，因而自然科学也同样被视为与它们二者彼此不同，它们全部以譬喻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即《万神论》和《世鉴》中。
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曲折，把历史看成人类的精神表演的新观念虽则倾向于神话，但它的作用却如此有力，以致削弱了古代关于历史的他律观，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旨在执行在现实的实用中有用的抽象教训。现在，历史本身就是教训，就是关于人类在世上创造出来起，经过奋斗，达到它的最后状态为止的人类生活方面的知识；这最后状态被指出就在近处的或远处的地平线上。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了上帝的作品，变成了上帝直接说出的和显身所给的教训，是在历史的任何一部分中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的。当然，说读了历史有利于劝人，尤其是有利于教人从事善行、避免恶行的说法不是没有的，而且事实上是很多的。有时候，这是一个传统的和因袭的说法问题，有时候则是有特殊用意的：但中世纪的史学不是被视为他律的，因为它不能被视为他律的。
如果苦行主义使心灵遭受了挫伤，如果奇迹使心灵蒙上了阴影，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相信它们谁有力量能完全长期压抑真实。事实上，正因为苦行主义是勉强的，神话是想像的，它们就像譬喻性的解释一样或多或少地是抽象的，而后者是无力阻遏事实的真正规定的。在口头上蔑视和贬责尘世的国土很好办，但它却迫使人们注意它，它即使没有打动智性，它也打动了人们的灵魂和情欲。基督教在其富于青春活力的期间也不得不容忍经济、政治和军事兴趣所支配的世俗历史与宗教历史并肩存在。此外，正如中世纪期间除了有神圣的赞美诗和诗篇等宗教诗歌以外还有一种关于领土扩张、关于民族战争和关于封建冲突的史诗一样，中世纪也继续存在一种多少与宗教史混在一道并被宗教史所冲谈的世俗史。我们发现，甚至狂热的基督徒和最虔诚的僧侣也想把有关他们的种族的记忆收集起来并传递下去：因而都尔的格雷戈里谈到法兰克人；保卢斯·德艾科诺斯谈到伦巴第人，比德谈到安格鲁人，韦德坎德谈到撒克逊人。他们关心政治党见的温和的心并没有停止跳动。
他们不仅悲叹一般人类的苦难和堕落，他们也发泄他们的特殊情感，例如，我们看到僧人厄钦派图斯从内心深处发出长叹，他重新拾起保罗的历史的线索，去叙述他的光荣的伦巴第人的业迹（他们此时单独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四处进攻和设伏），不是王国而是废墟，不是幸福而是悲惨，不是凯旋而是灭亡。克里莫纳的利乌特普拉恩特虽使神明以统治者和惩罚者的身分处处进行干涉，甚至圣徒亲自参加作战，他也注意到了基多死后贝伦加里乌斯打算夺取王国，而基多的追随者则要求兰伯特为王，意大利人常常愿意有双重的管理人，以便他们互相牵制：这也是给封建社会所下的定义。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是最轻信的，决不是深谋远虑的而是任凭想像的，但是，在对有关教会和寺院的财产和特权、有关家族的财产和特权、有关他们所属的封建团体和公民等级的财产和特权方面，他们是不轻信的，事实上，他们是精明的、机灵的和多疑的。由于这些利益我们才有档案库、登录簿、年代表等等，我们才有对于凭证真伪的批判。新的基督教德行概念压抑了人们对于古代罗马的伟大名声和异教文明的许多作品及其辩才、诗歌和市民智慧的赞佩，但并未原文为
Pantheons和Mirrorsofthe
World.消灭这种赞佩（虽则最严酷的人认为这是有罪的）。它也并不禁止人们去赞佩阿拉伯或犹太阿拉伯的智慧；尽管有宗教冲突，它的书籍仍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因此，我们可以说，像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排除超自然一样，基督教的超自然也并不阻止人们对世俗的情欲和尘世的事务去作合乎人性的考虑。
当我们从中世纪的早期进入中世纪的晚期，当世俗的史学由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公社运动，由于欧洲与远东日益发生商业往返等等而获得进步时，这种情形就愈来愈明显了。这些事情的本身是思想发展、成熟和近代化的结果，思想是与生活一同生长并促使生活生长的。生活和思想都不再依附教会神学家的概念了，不再依附奥古斯丁和奥罗西乌斯的概念了；对他们，历史给折磨人类的无限的恶、给上帝的永无休止的罚和替“迫害者的死”提供了证明。弗里西艾的鄂图比别人更坚信奥古斯丁的学说，在他本人身上，我们发现，学说的严峻性变温和了；当他后来进而叙述教会和帝国之间的斗争时，如果我们不能说他站在帝国方面，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坚决卫护教会的，因为构成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末世学见解并没有使他的实际感和政治判断变盲目。然而，反对非信徒的信徒党仍然始终是“大党”，是“阶级（即天之选民和上帝所遗弃的人）之间的伟大斗争”，是“国度（天上的国度和尘世的国度）之间的伟大斗争”。但在这一巨大间架中，我们看到了其他更严密地特殊化的形象，看到了其他党派和兴趣，它们逐渐占据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水准，因而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日益被赶入了后台，变得有点模糊了，变成了这样一件事物，就是，它永远被认为是存在的，但已不被感到为是在心灵中起作用和为心灵所急需的；它仍然被谈到，但已不被人深刻地感到了，至少不像言词希望我们去相信的那样有力地被感到了；那些言词本身听来常常像迭句一样，其虔诚如惯例。奇迹所占的地位逐渐愈来愈小，它们愈少出现：上帝更加愿意通过次要的原因来起作用了，并尊重自然的法则了，他很少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来直接进行干预了。编年史的形式也变得不那么偶然和枯燥无味了，到处有比较优秀的编年史家在寻求一种不同的“秩序”——实则是在寻求一种较好的理解——我们发现（尤其是十三世纪以后），人为的秩序或内在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或外在的年代学秩序之间是对立的。也有人在区别单按年份写和在历史家的笔下串起来，即按被描述的事物进行组合之间的区别。史学的一般面貌的变化是不小的。我们就单说意大利的史学吧，现在已不再有谈论奇迹和谈论圣徒及主教们肉身升天的小册子了，有的只是公社的编年史，它们全都充满了对封建上司或对大主教的热爱，充满了对皇室方面或反皇室方面的热爱，充满了对米兰或贝加莫的热爱，或对洛迪的热爱。那使厄钦派图斯感到十分苦恼的悲剧感又以新的和更有力的强调重新出现在关于米兰的巴巴洛萨的业迹的叙述中，那份叙述名叫一部充满忧愁痛苦、患难艰辛、怨愤苦恼的小书。对自己的城市的爱占去了许多以前专门用于天上的事物的篇幅，对米兰、对贝加莫、对威尼斯、对阿玛尔菲和对那不勒斯的赞美充满了编年史家的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