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西艾的鄂图把罗马帝国继承巴比伦帝国想像成儿子继承父亲一样，把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国王几乎想像成了它的导师和教师。他发现，罗马的政治统一是基督教统一的序幕，使人们的心灵对于理解比较重大的事物更为迅速和敏锐，使它们受到训练，去崇拜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即皇帝，去畏惧一个单个的主宰的国土，从而使它们懂得只应有一种信仰。但同一个鄂图以为全世界从最初的人到基督除少数以色列人以外，都为谬误所惑，沉溺于荒诞的迷信，被魔鬼玩弄，被尘世的引诱所蛊惑，在尘世的首领恶魔的麾下搏斗，直到时机成熟之际，上帝才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关于超渡是由于上帝高兴所赐的恩惠，即不应得的神恩的学说，对这种概念说来，完全不是一种偶然性的赘疣，而是它的基础或合乎逻辑的补充。基督教的博爱命定要成为非人性的，不论圣奥古斯丁以其气质的力量、以其对上天的注视激起了多么大的虔诚，但因他缺乏对人类的同情，因他的粗鲁和残酷而同样地开罪了我们；他所说的“神恩”在我们看来就成了一种讨厌的偏袒和权力的滥用。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要记得，通过这类情操方面和想像方面的彷徨和旁逸，基督教的史学却为凌驾二元论的问题作好了准备。因为，如果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追求、对人性使人人应得的神恩的追求，即异端的真理或异教徒德行的优点是一种在近代业已逐渐成熟的历史任务的话，那末，基督教所采取的两种历史和两种国度之间的划分和对立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必要，犹如它们在天意的神圣一体中被设想成的统一对它是一种良好的准备一样。
这种二元论的另一尽人皆知的面貌是教条主义，即无力理解精神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而自行发生的具体的特殊化。这种情形说明了人们之所以责难教会史，说它不该蹂躏和独断地压迫其他全部历史。事实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因为教会史本身不是在精神的具体的普遍方面发展起来的，而是植根于它的一种特殊规定的。全部人类价值都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价值，即坚信基督教教义和服务教会。这样抽象地设想的价值失去了它的自然优点，堕落到了一种实质的和停滞的事实的水准，鲜明活泼，流动不居的基督教意识经过几世纪的发展之后，事实上在教条中凝固化了。这种形体化的和静止不动的教条必然作为一种普遍的尺度流行于世，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按其是否接触了神恩、是否虔诚而受到判断，圣洁的神父和信徒的传记就是一位普鲁塔克，这位普鲁塔克是排斥任何其他世俗的普鲁塔克的。这是超验论的教条主义，因而变成了苦行主义，在它的名义下，人类的整个现实历史就被蔑视、恐怖、悲叹所笼罩。这种情形在奥古斯丁、奥罗西乌斯和弗里西艾的鄂图身上格外惹人注意，但在中世纪早期的一切历史家和编年史家中，至少也应看成一种萌芽中的倾向。德摩比利之役对弗里西艾的鄂图引起了什么想法呢？
编织这样一件纠缠不清的有害的东西是令人生厌的；但我愿大致谈谈它，以说明人们的悲惨。亚历山大的业迹又引起了什么想法呢？由他开始的马其顿国的君主政体，在他死后，和他一起结束，而建立在巩固的盘石上的基督教国家则与苦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中世纪历史家的常常被人注目和常常被人嘲弄的轻信（不要把它和相信起因于宗教的奇迹相混）：这种轻信一般地被归因于想像的优势或社会的条件，它们使书籍短绌，使批判的能力不易被发现，也就是说，这种轻信被归因于本身尚待解释的事物。
漠不关心确乎是轻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一个人对其所密切接触和研究的事物是会轻易置信的，反之（如同在日常生活中所已证明的），对于自己多少有些漠不关心的谈论却是人人所愿倾信的。苦行主义减少了人们对于世事和历史的兴趣，它助长了人们对于书籍和凭证的忽视和它们的传播，它促使人们轻信一切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使想像成为不羁之马，老想知道稀奇古怪的东西，因而不利于识别。苦行主义不仅在正当地被称为历史的历史中这么办，它在自然科学或自然史中也是这么办的，掌握宗教的终极真理的人对于自然史也是漠不关心的。中世纪史学的惹人注意的个别化能力不强的情形必须归因于苦行主义，它常满足于一般性质的好或一般性质的坏（象同时代的造型艺术一样，其中很少“描绘”），它甚至更未意识到历史上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用当代的服饰歪曲了人物和事件。它甚至进而编写想像性的历史和伪造的凭证去描绘假设中的范例。从拉文纳的阿涅洛到伪伊西多尔的伪教令都是这样的，阿涅洛宣称他也编写他所一无所知的拉文纳的主教们的生平，他说，相信那不是伪造的，因为，他们过去的地位既然那么高，他们就必然是善良的、仁慈的、热忱的，如此等等。苦行主义也是产生编年史形式的直接原因，因为，当特殊事实的意义被忽视时，那就只须把被看到或被谈到的记下来就够了，其中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而只有年代方面的联系。因此，我们就常常在中世纪的历史家中发现一种把宏伟的历史和干巴巴的编年史结合在一起的情形（乍一看很奇怪，但并不是没有逻辑上的一贯性的），前者从世界的创造和种族的分布写起，后者则遵循另一种原则，愈接近作者的时代，它就变得愈特殊，愈有偶然性。
当人们一方面认为有两个国度，即天上的国度和尘世的国度，另方面以超验性作为说明的原则时，二元论的构成是不能在知识方面而只能在神话方面去寻找的，神话使两个敌手中的一方获得胜利而结束了斗争：这就是关于人类堕落的神话，关于耶稣降生救世的神话，关于指望基督临驭的神话，关于末日审判的神话及关于两个国度终于分离的神话，其中一个跟天之选民升入天堂，另一个则与罪人同被打回地狱。这种神话在犹太教指望有一个弥赛亚中有先例，从某种观点看来，在神秘的奥甫斯教派中也有先例，并通过神灵知识、千年至福说及其他异教的推测和邪说继续发展，直到圣奥古斯丁时采取一种确定的或几乎确定的形式为止。有人说过，在这种概念中，形而上学变得等同于历史了，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希腊人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并说，它是对于基督教的一种全新的和正当的哲学上的贡献。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补充说，作为神话，它并没有统一形而上学和历史，而是混淆了形而上学和历史，把有限的变成了无限的，它避免了把事物看成永远循环的谬论，但陷入了在时间上有始和有终的进步的另一谬论。
因此，历史就被排列成精神的时期或阶段，人类在这些时期中诞生、成长和达到完成：按照不同的划分和计算方法，它们被分为六个时期、七个时期、或八个时期，有时候相当于人生的年龄，有时候相当于创世的日数，有时候相当于这两种体系的联合；否则，如果采纳圣杰罗姆对《但以理书》的释经学时，相续的事件就被分配在四大帝国中，其中最后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不仅在时间顺序上是最后的，在观念顺序上也是最后的，因为，在罗马帝国以后（我们知道，中世纪长期怀着一种错觉，认为罗马帝国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存在下来了）就将一无所有了，基督或教会的统治、随后是基督之敌的统治和普遍的审判将随之而来，中间没有任何间断。历史还没有在年代学方面达到的末日也是这种体系所固有的，这一末日在观念上是可以构想的，犹如《启示录》已在观念上构想到了它一样，它渗透了各种神学着作，甚至渗透了各种历史，它们在其最后的章节中（从弗里西艾的鄂图的着作可见一般）描述基督之敌的来临和世界的末日：因而那位似是而非的弗兰塞斯科·帕特里齐接着产生了一种未来史的观念，他于十六世纪时在他的《论历史》（1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