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吗？当然不是。但若这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如果那些历史中的特殊材料是不必加以考虑的，那末，除了孕育它们的“方式”，除了用以造成他们的叙述的“心灵形式”因而是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历史“思想”以外，此外还有什么呢？
如果这一真理被人们所承认（我看不出怎样能对它有异议），我们就无法不承认一种终极的结果了，这种结果虽则常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引起一种似是而非之感，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发现，它是完全符合我们所已保卫过的历史与哲学同一那一概念的。一种非思想的思想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把历史家的思想和哲学家的思想加以区别难道是可以被允许的吗？世界上难道会有两类不同的思想吗？坚持历史家的思想只想事实，不想理论，不说别的，单是对上述真理的承认也不容许这样坚持：上述真理是，历史家至少永远既想历史理论，又想历史事实。但这种承认使历史家在想他的历史理论时，必须去想他所叙述的全部事情的理论。事实上，他不理解它们，他就无法叙述它们。弗埃特赞美了温克尔曼的贡献，他是第一个构思一种艺术史、构思一种纯精神活动的历史而非构思一种艺术家的历史的人，弗埃特也赞美了詹诺内的功绩，他是第一个试图写作一部法律演变史的人。但这两位作家之所以获得进步，乃是因为他们对于艺术和权利具有一种新的和较为敏锐的概念之故，如果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写错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始终同样精确地去想那些概念。例如，当温克尔曼为美假设一种抽象的、固定的有形理想时，他把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形体化了，他又不顾艺术家本人的气质、历史环境和个性，写出了一份艺术风格的抽象历史。詹诺内没有能抛弃教会与国家的二元论。我们无须醉心于其他过于特殊的例子，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古代的史学是符合古人关于国教、伦理、及整个真实界的概念的；中世纪的史学符合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学，十九世纪前半的史学符合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哲学，十九世纪后半世纪的史学符合自然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因此，就历史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但是，就哲学家而论，也无法保持这种差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在说，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所特有的哲学，那是那一时期的意识，因而是它的历史，至少是它的历史萌芽；或者照我们所已说过的说，哲学和历史是重合的。如果它们是重合的，那末，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这一方面不仅不能与另一方面相区别，甚至也不是从属另一方面的，因为它跟另一方面是一体。
哲学的史学业已开始张开双臂，在欢迎和迎接历史家们的着作。它一天比一天更懂得，一份不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包括在内的希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一份不把李维和塔西陀包括在内的罗马思想史也是不完备的，一份不把马基雅弗利和圭奇阿尔狄尼包括在内的文艺复兴思想史也是一样。它一定要把双臂张得更开阔，它甚至应把中世纪的那些杳小的史学家也纳入自己的怀抱，他们注释了《主教列传》或《主教任迁史》或《圣贤传》，或者能对基督教的信仰作见证，自然，在这方面，他们是按自己的能力和方式行事的，但不比伟大的奥古斯丁按其自己的能力行事差。它不仅应该接纳圣徒传的作者们，甚至也应接纳那些愚纯的语文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使我们感到高兴，并象斯宾塞或海克尔在他们的体系中所做的一样，能为实证主义的教义作见证。把概念这样加以扩大和把材料这样加以充实之后，哲学的史学就能表明，哲学是一种扩散到全部生活的力量，它不是某些哲学家的特殊发明和憧憬，它将获得从来没有过的手段，去实现它和整个历史运动的紧密结合。
史学史也将从这种扩大得到好处，因为它将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指导性原则，利用它的手段，它将既能理解一般历史问题，又能理解它的作为艺术史和哲学史、经济史和道德生活史等各种不同面貌的问题。另找说明的准则是徒然的。弗埃特在他的着作结尾时瞥视了一下最近的史学，即
1870
年以后的史学，他在其中辨认出了一种新的意识，那种意识给予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以最高的地位，并标志了旧日自由主义的终结；辨认出了这种意识由于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学说而加强了；辨认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经济和企业生活的影响和世界政治的更大的紧张程度；辨认出了埃及和东方学的发现的反响，那些发现帮助人们否定了把欧洲当作世界中心的错觉，帮助人们否定了种族理论的吸引；如此等等。这种种看法都是对的，但没有触及最近的史学的心与脑，而只绕着它的躯体在打转。我已说过，它的心与脑是自然主义，是认为历史文化受了并应受自然科学的鼓舞的理想。这是确实如此的，以致弗埃特本人就在这个偶像前烧了几炷香，哀求能有一部象一架好机器那么美好的、能与赫尔姆霍兹的《音调理论》那样的物理学书媲美的历史形式。实际上，自然科学的理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历史思想所已经历并将经历的危机之一。历史思想是关于发展的辩证法，决不是一种利用原因的决定论解释，这种解释什么也解释不了，因为它什么也不发展。但是，不管我们对这一层怎样想法，可以断定的是，惟有自然主义——即自然主义的批判——能为解开过去十年中史学的症结提供线索；前面列举过的同样事件和历史运动，由于经常是镶在自然主义思想的框子里的，所以它们是按它们的特殊方式行事的。
在其他方面，完全为了实际的原因，例如材料太多，研究各种不同的材料要有不同的训练和造诣等，对哲学史和史学史用不同的着作加以书面的研究，那是谁也不会禁止的，甚至是有益的。但被实际在表面上拆散了的东西，思想却真正统一了；这种真正的统一化就是我所想要叮咛的，我从没有起过迂腐的念头，要去订出着书的规则；书中应当包括什么，排除什么，着者全宜按共不同的意向自己全权去处理。
我在这里也屈从通常的习惯，把耶稣前第五或第六世纪希腊人的史学当作史学史的开端，但我们已谈过了分期的性质，我们只应按其实在价值来采用这种习惯，不能认为我们是想这样去宣布史学的开始，即其在世上的首次出现；与此相反，我们所想要说的只是，在那时候，我们研究史学进程的兴趣变得更活跃了。历史象哲学一样，没有历史性质的开端，而只有一种观念性质的或形而上学性质的开端，如果它是一种思想活动的话，因为思想活动是在时间之外的。从历史上看，显然，在希罗多德之前，在符号标记之前，事实上，在赫西奥德和荷马之前，历史早就有了。因为不可能设想有不这样地或那样地思想和叙述其行事的人。人们由于分不清历史性的开端和观念性的开端，因而导致了一种幻想，以为塞利斯或齐诺或其他的人迈出了“哲学的第一步”，认为通过这一思考，基石就奠定了，相信另想一下最后一步，哲学大厦的顶端就达到或可以达到了；如果没有这种情形，我的说明看起来将是多余的。但实际上，塞利斯和希罗多德应被叫作我们在发展那些学科时的兴趣之“子”，而不是哲学和历史之“父”，被那些子所尊为他们之“父”的应当是我们。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我们对于在他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或在较之他们更为远离的人们中所发生的事情通常是不大感到兴趣的，这不仅是因为有关它们的残存文献很少，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是一些与我们自己的现实问题很少关联的思想形式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