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它们失去了自知之明、丧失了它们的真正性质而要起不正当的作用并把它们的想像中的史实看得过于认真时，这种情形才成为值得争辩的。
我们在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它的最新形式的进化论中发现了这种情形。对于这种情形，科学家的责任比较小（他们照例是小心慬慎的，或多或少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类体系和系统的限度），而半瓶醋的科学家和半瓶醋的哲学家的责任则比较大，他们着了很多书，想去叙述世界的起源，由于作者缺乏判断，于是那些书就毫无障碍地从细胞谈起、实际是从星云谈起，一直谈到法国大革命，甚至谈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史”写出来了，因而关于宇宙的传奇也写出来了（如同我们在涉及普遍史时所已说过的），它们不是纯思想的而是杂有想像成分的思想的，前者就是批判，而后者则从神话找出路。我们用不着详细证明当今的进化论者是一些神话制造家，用不着详细证明他们想要用现代体裁去写创世纪第一章所受的劳累（他们的描述更为精细，但他们混同这种描述与历史的方式不亚于巴比伦的或以色列的僧侣所用的方式），因为一旦这类着作被放到了它们所应放的地位时，这一点立刻就显出来了。它们的逻辑根源将立刻表明它们的真正性质。
但是，这类科学怪物已经由于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对之经常采取一种克制和怀疑的态度而受到了责备，同时，事实上，由于它们不得不从群众或是经济学家戈特尔教授向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七次德国历史家会议提出的。他的讲稿可以在不明晰和不准确地题名为《历史的领域》的印刷件中读到（来比锡，邓肯。洪保德书店，1904
年版）。
“大众”的手里去寻求运气并已在那里寻得了运气，由于它们业已堕落成通俗宣传，因而也已受到了责备，这类科学怪物可以撇开不谈了；我们在这里必须较精确地确定的是，这些具有史学外貌的分类体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为了这个目的，应该说明，分类体系和貌似的历史不仅出现在所谓自然科学或次于人类世界的领域中，而且也出现在道德科学或关于人类世界的科学的领域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简单清晰的例子，例如，在抽象地分析语言和假定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词类的类型时，在把字分析成音节与声音时，在把文体分析成本义字和比喻字及各种各类的比喻时，我们建造了一些从简单到复杂的类别。这就使人对语言史产生了一种错觉，把语言史说成是对词类的逐步掌握，或是从单声到音节的过渡（单音节文字）、从音节到多音节的过渡（多音节文字）、从字到命题、韵律和节奏的过渡等等。这都是些除了在科学家的书斋以外哪儿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想像性历史。同样，抽象地被区别并按复杂性增加的程度被排成系列的文体（例如抒情诗、叙事诗、戏剧）也已引起了并继续在引起一种想把诗歌作成合乎体系的排列的想法，例如，诗歌在第一期应作为抒情诗出现，在第二期应作为叙事诗出现，在第三期应作为戏剧出现等。
在抽象的政治形式、经济形式和哲学形式等等分类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们的影子都以想像性历史的形状跟着它们。历史家对于使他们的叙述和自然主义的及神话的序幕发生联系——即，使活人与死尸结婚——感到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也可以从他们不愿接纳抽象历史的断片到具体历史中去看出来，因为单是两种历史的外表就立刻显出它们是不相同的。德·萨克蒂斯常被人责备，说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不该不从意大利文字的起源及其与拉丁文的关系谈起，甚至说他不该不从它与印欧语系及住在意大利各地的种族的语系的关系谈起。有人居然企图改正那一经典着作的设计，毫无历史感地给它加上不必要的导言和增补。但是德·萨克蒂斯尽力选定了叙述意大利文学史的最好起点，终于决定从简略地描写斯瓦比朝的文化状况及西西里诗派入手，他毫不踌躇地拒绝了一切关于语言及种族的抽象，从他的真正的历史感看来，那些东西和西洛的斗口诗、和托钵僧雅各的韵律、和基多·卡瓦卡恩蒂的三解韵格是不相容的，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东西。
我们还必须记住，各种分类方案和与其类似的假历史分类不仅是为那些在人们记忆中的、真正能够再现的、能够再被思索的历史造出的，而且也是为那些死的历史——即新闻、文献和纪念文字造出的。这就可以更加完全地看出那些从自然科学产生的想像性历史和那些起源于道德科学的想像性历史之间的同一化。因此，双方的基础常常都不是历史见识，相反地是缺乏历史见识，它们的目的不仅是要帮助活历史并使它活着，而且还有一个间接的目的，就是要有助于迅速处理业已消逝的世界的残余渣滓，即历史的无生气的残余。
抽象性历史的概念在涉及被称为“精神的”（以别于经验地被称为“自然的”）领域时是类比性质的和自然化的；实在论关于“自然”的概念在唯心主义的“构造”概念中解体了，人类精神把“构造”当作实在，把它看作自然；凡是懂得并且记得这一解体在哲学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后果的人对于这十三世纪时意大利的一种诗体，写一男一女斗口，男方向女方求爱，女方拒绝，经过反复斗口，方始接受。样扩大抽象性历史的概念的作用是不会有所怀疑的。康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和细致的工作；他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指出了方向，直到今天，问题一直是循着这个方向去求得解决的。在涉及我们当前的问题方面，我们所受的影响是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误，就是，人们具有一种合理的愿望，想把抽象的历史和具体的历史、进行自然化的历史和进行思想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和虚构的历史加以区别，因而把历史限制在人类的领域以内，说人类的领域是可知的而宣称其他的领域则是形而上史学的对象、是人类知识的极限，以致终于得出了一种不可知论。这一结论势必重新导致一种二元论，虽则是在一种较高领域中的二元论。但是，如果形而上史学也在人类的领域中出现，象我们所已见到的，那末，我们所表述的差别显然就需要更正；以这种差别为基础的不可知论就会发生动摇以至崩溃。思想面前没有什么双料的客体，即人与自然，不能认为人可以这样去研究而自然则可以那样去研究，不能认为人是可以认识的而自然则是不能认识只能抽象地加以构思的；反之，思想永远思索历史、思索统一的真实界的历史，而思想以外则什么也没有，因为自然的东西一旦被确认为一种客体时就变成了神话，它以它的实际表明，它只是人类精神的本身，人类精神把被生活过的和被思想过的历史或被生活过的和被思想过的历史材料加以体系化。“自然界没有历史”这句话的意思应当理解为，作为一个能思想的理性生物，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理性生物，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它不是任何真实的东西。相反的说法“自然界也有形成力和历史生活”的意思应当从另一种意义去理解，就是，真实界、唯一的真实界（包括人与自然在内，它们只是经验地和抽象地被分割的）全是发展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