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地层和动植物的遗骸，一方面是所谓的人类历史的遗迹；对前者，我们可以构造一份透视，甚至作出一种成系统的安排，但是我们绝对无法以关于它们的来历的活的辩证法去重新加以思索了；后者不仅包括史前期的东西，甚至也包括我们昨天的历史中的历史文件，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忘记了，不再理解了，我们当然能把它们加以分类并排列成系统，我们能建起空中楼阁、遐思驰骋，但它们已不再是真正能被思索的了；在这二者之间究竟能找出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这被武断地加以区别的两类是可以并成一类的。甚至在所谓“人类史”中也存在着“自然史”，所谓“自然史”也曾一度是“人类史”，即精神史，虽则我们离它已经很远，如果粗略地从外表看去，它对我们几乎是陌生的，它已变得非常干瘪和机械了。你想理解一个利久里安人或一个西西里的新石器时代人的真正历史吗？首先你就应该看能不能设法使你自己在心理上变成一个利久里安人或西西里的新石器时代人；如果没有可能，或者你无心这样去做，你就应当满足于把这类新石器时代人的头颅、用具、碑刻加以系统的描绘、分类、和排比。你想理解一片草叶的历史吗？首先你应当设法使你自己变成一片草叶，如果变不成功，你就应当满足于分析叶片的各部分，甚至满足于把它们安顿在一种想像的历史中。这就导致了我用来开始这些史学谈论的观念，就是，历史是当代史而编年史是过去史。我们利用这一观念，同时借助这一观念解决了那真是“历史”的历史及“自然史”之间的对立，同时证实了那一真理；“自然史”虽然是历史，但它所服从的法则和唯一的历史的法则是大不相同的。它解决这一对立的办法是把“自然史”放在假历史的低一级的地位。
如果真历史是一种能从内部证实的历史，因而是一种合乎理想的当代的和当前的历史；如果靠见证的历史缺乏真实性，但又不是假的，而是既非假的也非真的（不是一种现在是，而是一种过去是）；那末，人们便会发出一个合理的疑问：从批判地挑出的和“被认为真的”证据得出的那些车载斗量的命题虽然没有被证实，或许永远不能被证实，但在最严肃的历史研究中也被人所采用，它们到底是怎样起源的并有什么作用呢。
当我们编写名为对立的一致那一学说的历史或编写名为《坟墓》那一诗篇的历史时，红衣主教库查的拉丁文和福斯科洛的韵文显然是属于我们的，思想和实际的词句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向自己念出了它们，同时，那些历史事实的确凿性也是合乎逻辑的真理。但是，《论无知之学》之写成于年年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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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之间和福斯科洛的诗篇之写成于诗人在法国长期服兵役回到意大利以后则是有证明为据的，对于那些证明，我们只能说它们应当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它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核实，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真的。对它们不论施加多少聪明才智也不能阻止另一种文件或一种旧文件的更好的释义来摧毁它们。然而人们在研究库查和福斯科洛的作品时谁也不能不利用保存至今的有关其作者的传记性材料。
有一位受人敬仰的当今的方法论者曾想把对这类证据的信念建立在一种对过去的心灵感应上，即建立在一种几乎是灵魂附体的复苏方式上。但是，这种信念的来历是极其神秘的，需要加以大胆的和古怪的解释才行，而那种解释甚至贺拉斯笔下的犹太人也是不会置信的。反之，这个问题的内容是可以从我们的私人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中观察到的。例如，我们把我们的某些活动记在日记本上或结算账目。过了一些时候，那些事实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使自己确认那些事实曾经发生过并应被视为真正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的记载所提供的证据：文献可以作证；我们要相信那书面记载。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根据其日记或账本所说的话。我们假定，事情写下来了，事情就是真的。毫无疑问，这种假定和其他一切假定一样，事实上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那种记载可能是在心不在焉或存有幻念的时候记下来的，也可能记得太晚，那时对事实的记忆已经不准确了，不确凿了，也可能是随心所欲地记下来的或存心欺骗别人的。但正因如此，人们对于书面证据并不总是盲目地置信；我们审查它的真相，我们用其他书面证据和它对照，我们考查作者或证人的诚实性和准确性。正因如此，刑法才要对涂改证件或伪造证伴的人加以刑罚和处分。虽则这种种精细的和严厉的预防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防止舞弊、欺诈和错误（同样，为了处罚犯人所设的法院常常让犯人不受处分而得释放，有时处分了无辜的人），但整个说来，文件和证据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人们认为，它们是有益的和值得加以支持与鼓励的，因为它们所必然会产生的害处较之它们所能防止的害处小得多。
人类可以说在大规模地做着人们在日常私人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人类使乌戈·福斯科洛（UgoFoscolo）（公元1778-1827年）作，1807
年出版——译音原文为
CardinaldiCusa.自己解除了无量数的事实的负担，把它们安顿在身外，在那里，它们可以作为一种不能证实的文件性证明而以一种弱化的形式恢复过来，但整个说来，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真的并当作真的来用。因此，历史信念不是心灵感应或灵魂附体术的结果，而是一种明智的经济性贮备的结果，它由精神继续使之真实化。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那种旨在防止窜改和歪曲的历史着作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那种历史着作之所以同意某种确凿的证明的，它把那种证明看作“在现有的科学状况下应当被认为是真的”，而把其余的证明分别看作不确实的、不概确实的，以及看作很确实的，即期望在日后再加研讨中有时会予以同意。最后，这种历史着作也说明了对“苛求”的厌恶，苛求不满足于经常使批判变细致而对最真的和最有根据的证明的价值发出争辨。原因是，它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正规的游戏规则，它充其量只能提醒那些易于忘记它的人说，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核实过的”证据的这种来历或性质已然包括了关于它的作用的另一向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它不能论定真历史，也不能取代真历史，而只能以次要的细节去补充真历史，那些次要的细节是值不得力求活在心里和完全存在心里的，因为那样就势必有害于对我们最关重要的东西。最后，《论无知之学》究竟写得早一些还是写得
晚一些，那是可以由对库查诺斯的这一种思想或那一种思想所作的不同解释而很好地加以确定的，但这种确定并不影响对立的一
致那一学说对形成逻辑科学所起的作用。至于《坟墓》是不是福斯科洛在到法国以前写成的或计划好的，这毫无疑问会使我们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