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侍郎杨绾患之，上贡举议。大都以举人幼而就学，止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过诸家之集。遽相党与，用宏虚声，六经二史，皆同挂壁，投刺干谒，驰骛要津。无论孔门君子之儒，非所仿佛；即汉之贤良方正，必不出此。请依古侧席之求，罢今将牒之举。县令察孝廉，审举其有孝弟忠信礼仪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州。州刺史礼侍之，试其所通之经学，通者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辄自陈牒。其所习经，《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左氏》、《公》、《谷》，任科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学者，至京，遣诸司官有儒学者主试。每经问义十条，已，对策，策三问，问古之治体及时务所施行者。全通为上第，付吏部授官；经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诸明经帖括非古制，请与进士并停。其国子、举人类此。左丞贾至议，大都以晋后衣冠迁徙，人多侨寓，于所在占籍，必举之乡，不足以尽材。请增国子博士员，十道及诸大州各设学，致生徒。其在桑梓者，乡里举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终未俞行。丞相郑覃请罢进士之科，李德裕稍杀进士之礼。盖唐末进士科浮薄滋甚，诚如舒元舆言，进士科，公卿大夫皆由此涂出，今有司坐举子于寒庑冷地，比仆隶已下，非所以征贤之意也；施棘围以截遮，是疑之以贼奸徒党，非所以示忠直之节也；试甲赋律诗，是待之以雕虫小技，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贤人君子远去，不肯污辱为国家用矣。贡举委地，弊且不可收拾也。
宋初，一时风气椎朴，人不知学问，不愿仕宦。太祖置贤良，若经学，若吏理，凡三科，不限资，而郡县无应令者。又许诣阙自荐，对制策，不称。又诏察孝弟力田，若奇异，若文武，可任使者，具送阙召试，无可采。乃而后复重科举，科制大都同唐，而进士科亦特重。又定渚[4]州贡举条法及殿最之式。而川蜀所贡士，令县次往还续食，以示优。开宝初，进士及第中有学士谷子邴，命中书覆卷试，且诏自今关食禄之家得举者，悉以闻中书覆试。其后学士昉知贡举，黜武济川者，以召问语失次，且知为昉乡人也。昉亦以亲试诸进士落第者数十人坐黜。始定进士廷试，本于唐载初之改殿试也。
太宗时，天下稍习文，帝欲大兴文治，每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制科，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焉，可矣。”首设科，张齐贤在试中，顾不得第。于是并吕蒙正以下，并赐及第，赐宴袍笏，赐《礼记?儒行》篇，命各以优等授官，而进士恩礼之重，不可上也。其后举多覆试。哀[5]十举以上者，特赐出身，曰特奏名。八年，始分甲，赐宴琼林苑。雍熙二年，诏今有以文学往复与吏为奸者，置之于法；以经义相教者，元出科场。又御试得梁颢等，并唱名及第。淳化三年，知贡举苏易简始命糊名。
真宗二年，以温仲舒言，封印卷首，仍当日入院。又定廷试考第为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八年，始禁秉烛，并制誊录院易书。天禧间，举人郭匿缌麻丧，殿三举，同保殿一举。祥符间，以贡院举人解衣阅视，虑挟藏书册，谓失士体，欲止之，而挟书扶出者最多，得不为禁乎？
仁宗时，天下承平，进士额广，士骛浮文。仲淹条议，举人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而才识学行之士十无一二。请立州郡学，举通经有道之士，专教授，俾务于兴行明理，使人不溺于华藻。又请外郡科解，必履行无玷、艺业及等者，方许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南省考试之人，已经本乡询考，方用弥封。于时所禁有七，而假户、冒名，其二也。宋祁上议，诏州县立学，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乡试。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墨义。张方平知贡举，又上言，设科选士以文辞者，诚谓其怀道义于中而英华外溢，叩其外而中之所蕴可质也。言而不度，将何观焉？迩文格日失，其荐各出新意以相胜，朝廷屡下书戒敇，而学者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馀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驱扇浮薄，用亏雅俗，非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学士修知贡举，亦大以为患也。请宽期日试士，试先策，择其芜鄙不通者罢去，留者就试，已，乃定其去留。其后御迩英，讲《周礼》三年大比州里赞乡大夫废兴，喟然曰：古选士如是，今率四五岁一下诏，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令间岁一贡举，进士诸科减解额之半，增明经科。已复制科，如贤能方正、能正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又置高蹈邱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
治平中，议者以间岁岁贡士，法不便，使士奔走道路无休息，而不得游意于学。诏三岁一贡举，定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法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贡士之数。
神宗初，王安石柄国，益厌唐诗赋取士之陋，欲一之于经术，乃言：欲一道德，在修学校，欲修学校，在审贡举，而贡举之法不可以不变。今议进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士外此无繇进故，其中岂容无正直之贤士。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之义理以经世，乃闭门学作诗赋，縻日月于空言。及其入官，于世务了无谙解，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也。于是罢明经诸科，而进士科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增二道，中书撰义式颁行，为经义取士之始，视诗赋稍近实主理义。而举士不于乡，不先于制行，士终禄利为心，莫能反其本也。
哲宗初，司马光柄国，慨然欲尽官天下之材，乃请自今设十科以举士。已又言神宗专用经义论论策取士，复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当以其一家私学，尽废前闻而锢之，乃立经义、诗赋两科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内，听习一经。初试经，次试赋试诗，次论策，末试子史时务。凡专经进士，须兼习两经，以四场通科其高下。又请升朝官岁各荐州郡经明行修士一人以闻，其预荐者不试州郡。礼部试不第，准特奏名，得廷试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风天下以敦士行，不专于文辞。正言刘安世又以祖宗重馆阁，不轻授举进士高第。及大臣荐举，乃储之禁密右地，博之古今典籍，优其廪饩，而不责之吏事，所以滋长德器，育成其辅弼之具也。望明诏执政，详求文学行谊可长育者，召试以充，毋滥及非人。知贡举苏轼、孔文仲以特奏名命官者，垂老无他望，布列州县，惟务黩货，无一思自奋而有闻于时者，愿更加考选，仍限名额，毋使积弊。皆从之。
于时积一治[6]，而绍圣、崇宁尽焚毁以快忿。而其时达官贵胄多得第，上书献赋颂者又得第，阉梁师成用事，隶其家为使臣为小吏者，毕赐第，芜滥至甚。初，祥符张士逊请主司亲戚在进士中，明当引试，愿出避嫌。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景佑贾昌朝请随侍远地，宜令运司类试，乃诏诸路有别头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