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凢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何以见其不可违？顺之则吉，违之则凶，是之谓天人一理。
七六、吾儒只是顺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尝不以自然借口。卲子有言“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狱矣。顾彼犹善为遁辞，以谓佛氏门中不舎一法。夫旣举五伦而尽弃之矣，尚何法之不舎邪！（以下旧本伤冗，今削之：独有诳取人财以为饱暖安居之计，乃其所不能舎之法耳）
七七、“静中有物”者，程伯子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朱子以为“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似乎欠一理字。学者或认从知觉上去，未免失之。
七八、“人心有觉，道体无为”，熟味此两言，亦可以见心性之别矣。
七九、朱子辨苏黄门老子解有云：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与所云“理气决是二物”者，又不同矣。为其学者，不求所以归于至一可乎？
八〇、“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来也。然干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后之序矣。其在学者，则致知力行工夫，要当并进，固无必待所知旣彻而后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彻，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将来商量议拟，第成一场闲说话耳，果何益哉！
八一、张子韶以佛语释儒书，改头换面，将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圣门亦甚矣。而近世之谈道者，或犹阴祖其故智，徃徃假儒书以弥缝佛学，律以春秋诛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一、尝读宋学士新刻楞伽经序，具载我圣祖训词，由是知圣祖洞明佛学。又尝读御制神乐观碑，有云“长生之道世有之，不过修身清净，脱离幻化，疾速去来，使无难阻，是其机也。”于此又知我圣祖深明老氏之学。至于经纶万务，垂训万世，一惟帝王相传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书，周程张朱之说是崇是信，彛伦攸叙，邪慝无所容。圣子神孙，守为家法，虽与天地同其悠久可也。卓哉！大圣人之见，诚高出于寻常万万哉！
二、易之为书，有辞有变，有象有占。变与象皆出于自然，其理即所谓性命之理也。圣人系之辞也，特因而顺之，而深致其意于吉凶悔吝之占，凡以为立人道计尔。夫变之极，其象斯定，象旣定而变复生，二者相为循环，无有穷已。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夫消变于未形，圣人之能事也。自大贤以下必资于学。系辞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学易之极功也。占也者，圣人于其变动之初，逆推其理势必至于此，故明以为教，欲人豫知所谨，以免乎悔吝与凶。若待其象之旣成，则无可免之理矣。使诚有得于观玩，固能适裁制之宜，其或于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趋避之路，此人极之所以立也。是则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无待于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则君子亦未尝不与众人同尔。圣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于是乎？
三、程子言：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盖子贡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系辞发明殆尽。学者苟能有所领会，则天下之理皆无所遗，凡古圣贤经书微言奥义，自然通贯为一，而确乎有以自信，视彼异端邪说，眞若蹄涔之于沧海，碔砆之于美玉矣。然或韦编屡絶，而不能辨世间之学术，则亦何以多读为哉！
四、刘保斋于卦德、卦体、卦象从朱子，卦变从程子，其义甚精。盖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归于至一，可谓笃于尊信程朱者矣。
五、诗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态，无不曲尽。燕居无事时，取而讽咏之，歴歴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诚有味哉！
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程子云“模范出一天地尔，非在外也。”如此即是与天道脗合之意，所谓“不过”者，在圣人。朱子云“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如此则所谓“不过”者，疑若指化育。然窃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虚而已，其妙虽不可测，而理则有常。圣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时顺其理，为之节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损益也。“不使过于中道”一语，似乎欠莹。若程说则简而明矣。
七、“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程传之义为精用，说桎梏。觉得本义尤与上下文相恊。年来深喜读易，但精神渐短，浃洽为难尔。大凡读传、义者，于其异同之际，切宜致思。
八、孔子作春秋，每事只举其大纲，以见意义，其详则具于史。当时史文具在，观者便见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后史旣亡逸，惟圣笔独存。左氏必曾见国史来，故其作传，皆有来歴，虽难于尽信，终是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