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此图即是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其后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与王湜《易学》列之，称为《先天图》。
邵雍三十七岁移居洛阳之后，对弟子张岷讲学，称此图为“先天图”。前此于共城将此图授予王豫时称之为《伏羲八卦图》（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是郑夬贿王豫仆而窃之。朱震则自郑夬书中录出）。朱熹之所以改称此图之名，是因为有以《先天图》中间空处为“太极”的主张（17），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
邵雍主浑天说，以“天圆地方”相函之图为“太极”全体，而朱熹则主张“母生子”说，以一○为太极。正因如此，方要将《先天图》内方图“取出放外”。正是出于这一主张，方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邵伯温述其父学曰“止有一图，以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18）。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图，六横图乃朱子作。朱熹谓“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19），则是指此图而言。在朱熹看来，《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20）。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方会有如此困惑：“《易》逆数也，似康节说方可通。但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21）
《观物外篇》：“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
《观物外篇》：“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这是邵雍就《先天图》象天之圆图释《说卦》所谓“顺”、“逆”之义。此处所谓之“左旋”与“右行”，是“图皆从中起”（《乾》与《姤》之间为“午中”，《坤》与《复》之间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顺时针方向，左旋之顺即今逆时针方向。《乾》、《坤》为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变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与起震至乾，皆先见子女而后见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顺天而行”起乾至震与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见，邵雍所谓之“左旋”与“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于“横图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说顺逆，自然“圆图又只一半逆”了。圆图“阴阳消长之数”为起震一而积坤六，岂可谓只是一半逆？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有象天之大圆图后，以“一贞八悔”分为八段自下向上叠成方图以形地，则即成天圆地方之图）。正因以“卦之生变”围成圆图，所以圆图象天运行时方有“逆知四时之谓”的“○”型模式。
朱熹有关“先天图”的主张，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别传》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以中间虚处为“太极”，下标“天根”，上标“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图”。自章潢将“黑白鱼”形图改称为“古太极图”（22）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替以“黑白鱼”形图者（23）。邵雍创为“天圆地方”之《先天图》，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太极全体”，天地为两仪。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则是有天无地，以“太极”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两仪”，显然与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学”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观物”与“唯理”之不同。
5.《文王八卦次序》图
朱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横图，又以“卦画求之”文王画卦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图即据《说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说而出。显然，此图是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图而作。然而以此图并不能围成《文王八卦方位》图。因此朱熹发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晓”的意见（24）。
今观诸子百家之书，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准《说卦》所言离南坎北之位。至刘牧乃用“河图”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图不可得，遂谓此八卦方位布置“晓不得”，实在是钻入所谓“先天之学”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学者黄宗羲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又评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此评可谓有见。
朱熹于《易学启蒙》新图中删除了这一《文王八卦次序》图。此举似乎说明，此时朱熹已经认识到此图有不妥之处。邵雍只言《说卦》所言离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乃由体入用之位，并无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说。严格说来，此乾父统三男与坤母统三女之图并非什么“次序”（《说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