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10），由次说可知：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11），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视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阳爻”，而阴爻符号“——”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
《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12）。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13），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八卦图》）和《先天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14），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3.《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文王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此处所谓“邵子曰”并非直接称引。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方是邵雍的本意。虽有说无图，然而“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这一语录却说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并非“乾南坤北”。在邵雍观物的眼中，《说卦》“天地定位”一节所言，是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东出，月西降，东南多泽，西北多山，这即是当初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说。朱熹则从平面二维角度理解“乾坤纵而六子横”说，谓“乾南坤北”，实与邵雍本意相悖。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邵雍谓《说卦》“起震终艮”一节，是“明文王八卦”，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说，即据此而发。至于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为“后天之学”，亦是朱熹的界定，并非邵雍本意。
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有诗曰：“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着功夫。”准此，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皆有文字之迹，皆是“今之周易”内容，必属后天之学无疑。准此二节之义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亦是后天之学图。邵雍所创《先天图》本身有卦画之迹，其图亦是后天之图，只是因其可用来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谓“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15），分别以《说卦》两节文字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显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说卦》两节内容为“《易》之本”与“《易》之用”，皆是指《周易》体用而言，从无将“伏羲八卦”界定为“先天八卦”之说。
“至如邵氏以此图为文王之学，虽无所考，然《说卦》以此列于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则邵氏分之以属于伏羲、文王，恐亦不为无理。但未晓其根源，则姑阙之以俟知者，亦无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论而轻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阙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然肆意立论”，则知其将此二图反复列于《易学启蒙》之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