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西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从而成为了一个双重的反派。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处在偏执的美国，第二重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叛徒。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少数里面的少数派。他妈妈认为如果苏联是斯大林分子，那么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被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诅咒和谩骂了好几年，直到现在他才恢复了名誉。不久以后，英国和欧洲的革命青年们就都开始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简单地提一下这些老派系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各地的共产党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则是叛徒和异端。不过新一代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能赢得苏联的领导权，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能成为它原本想实现的形式成为乌托邦。艾萨克·德切是个研究苏维埃革命方面的历史学家，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我个人十分推崇这两本书，它们讲明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不久前还批判另一方的背叛和误导，过一会儿就站在他所批判的一方的立场上去了。这就像在看一出木偶剧，而这些稻草人都被洪流所冲垮。布尔什维克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后，认为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自相残杀，但是他们却还是这么做了。
列宁对人类幸福的最大贡献是革命警惕性的概念，在实践中指的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严刑拷打、监禁、威胁和流放，以保持他们对敌人的革命性。后来斯大林倒是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这个政策。
当我把克兰西介绍给鲁本·希普、泰德·艾伦以及团体里的其他人的时候，我见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见面就相互讥讽，激烈地争论彼此的观点。但毕竟他们还在交流。而最近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托派值得打个招呼更准确地说，觉得他们脑子里都被插了冰锥。
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派，私下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趣。在性情上，托派分子是这样一群人：无政府主义，尖酸刻薄，强烈的激进，有趣。
在50年代的共产党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笑话，说斯大林派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从和保守，而托洛茨基派就像荣格主义者：都是反叛者。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也很难解释当时弗洛伊德主义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像个教派，像祭司守卫着神谕；他们迫害反对者和偏离他们路线的人；他们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是群偏执狂。我不能说弗洛伊德讨人喜欢甚于马克思，但是他他们会讨厌他们的后继者吗？有开创性的思想发动一些运动的人肯定会被他们所预见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所困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人，受他们影响的这些人会纠缠于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当作偶像，变得狂热而偏执。
我发现，在政治方面我很赞同托派分子克兰西的观点。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党员，总在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党而又不引起麻烦。而这样做当然会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党对托派的路线还没有变。在左翼阵营里，每个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精确地定义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个人的“路线”不一定就符合党的路线其实很少有人会符合。克兰西和我花几小时讨论：你对这个……那个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是真相么，还是个？应该有场革命了当然但是显然英国和欧洲的共产党没那个能力去领导它，它们太软弱了。
克兰西总是能够迅速而到位地理解女人的心思，不仅仅是女性本身，还有女性的处境和难题。大概是因为他妈妈所承受的苦难吧，贫穷，只身把他带大他爸爸离家出走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女人很容易被他打动。在《金色笔记》里，我把这称为“命名”，他给我们命名。他把他遇到的每个女人带上床，即使不成功也会试一下，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一，独行侠的风格。他跟我讲他的美国之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而且从来不单独过夜。我不认为那些女人迷失了自己，即使在他不正常的时候。因为当他第二天早上离开的时候，她们会感觉自己受到了鼓舞，仅仅是因为他理解她们。
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忆起当他上我床的时候自己的愚蠢我记得那时他在公寓的第一晚我当时想的是自杰克走后，我生活的孤独状况结束了。一个需要男人的女人并不愚蠢。男人，就是用来占有和拥抱的。
可是我并没有犯很长时间的傻。他是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杰克和克兰西都被我写进了《金色笔记》里面。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感情都是真实的。《与虎同舞》也是如此。后来克兰西写了部小说，把我也写进去了，但是我没有看过。通常来说，我是不会去读有关我自己的书的，除非是一些纪实性质的，因为我必须确定事实正确无误。我不读那些书是因为读过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争吵和抗议：一辈子也吵不完。
“可是我没有那么说。”“不，你说了！”
“我跟你说，我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你说了。”
“没有。”“有。”“没有。”“有。”
“从没有过那件事。”“我知道是有的。”
“我知道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
大多数这样的争执都不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对你而言真实的事情对我未必如此。
克兰西现在住在加州，和一位新的年轻妻子跟一个孩子一起生活。之前他还有一位妻子和很多女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家庭生活、亲密关系这些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东西对他则不止是陷阱，就像年轻男子通常认为的那样尤其是在当时；那是一种模式对于纯洁、善良、高尚的背叛，对于资产阶级伦理的屈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他会跟你讲，他怎么从他一个朋友的房子里走出来的，只是因为他那个朋友结婚了终极的投降浴室柜子里还有避孕套。对于他们这些以风流骑士为标准的人来说，这是最令人作呕的道德堕落的表现。他游遍了美国作为告别旅行，结果发现他的朋友大半都已经结婚了，房子里无一例外的都有那罪恶的浴室柜。“我既然知道了这个，就不得不走了。”肮脏的家庭他甚至在走进一间房子的时候就能够闻得出来。
我们在一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吧。
对于克兰西的伦敦生活，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他声称在伦敦被迫去吃廉价的汉堡，事实是他有伦敦最好的业余厨师为他做饭。如果他真的去吃汉堡了的话，那也不过是出于对他小时候勇敢地同贫穷作斗争的一种怀旧罢了。对于克兰西，伦敦是个好地方。
他是个浪漫的人。左翼分子当时都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他们的阴暗面要等到更后来才看得到。
我遇见克兰西时正值左翼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装腔作势刚开始，这让我觉得震撼。它们哺育了我好些年，成为了我的精神食粮、我对美好的憧憬。这是件奇怪的事，一个人是如何感到一些不安，刚开始只是轻微的，然后越来越强烈，最后当眼前的遮蔽掉落的时候，突然对曾经的自己感到厌恶。你会对曾经的自己感到厌恶，甚至有些过头，但你必须如此，因为它仍然是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