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旁边，他写了《静静的顿河》和《归海的顿河》。前一本书讲的是第一次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和白匪的战斗故事。小时候我还在农场那会儿就读过，写得很不错，有点史诗的感觉。我想，形容这个人用大男子主义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说好听点叫做男子汉。不一会儿一种厌恶的情绪就在我和他之间蔓延开来。他问我读没读过他的书，我说读过。喜欢么？嗯，不过我觉得《静静的顿河》比另一本要好。既然他给了我表达自己看法的荣幸，我就告诉他我认为第一本书既有激情又有新意，爱情故事也很美，但是第二本就不怎么样了。听我一说他就怒火中烧，他说如果我在他们国家的话，他要把我绑在他的马屁股后面拖着，等我摔倒在地上哭求他原谅的时候再用鞭子抽我。他这就是这样对付像我这样的女人的。我说我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就这样，我们相互嘲讽了一番。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本书是从某个不幸的年轻人那里剽窃过来的，当它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举世赞誉的时候，他就尝试写了一部可以与之匹配的《归海的顿河》3。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保罗·罗贝森还有他妻子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还没有一个字儿是用正常方式说的。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要么就是谨小慎微，要么就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每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会受到威胁。他在苏联使馆里，旁边到处都是苏联官员。他依赖于苏联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待他很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极端化的时候，就像那个年代一样，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们就会显得愚蠢。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见过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同样我也可以说我没有。
同罗贝森的谈话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左派和英国的左派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如我说过的，美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承认，更别提讨论了。描绘这个国家的一些图像是：贫穷的男孩女孩能成为总统……背景贫寒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功成名就……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现在这句话成了富足的廉价标志）……杰斐逊、林肯以及诸如此类。但这是个在发着高烧的国家。我和他谈到“共同的语言”英语有时候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因为有些词的用法不一样（尽管不是很多）而妨碍了交流，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差别，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气质的不同。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一切有关国民性的提法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
比起我认识的英国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表现得更共产主义、更狂热、更会走路线、更能妄想。就像共产党所号召的那样，他们一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投入的当然了，这可不是褒义。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者也很容易走向向另一个极端，反共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就像美国政府对待罗伯逊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做的一样。
现在是克兰西·西加尔，他。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他穿着当时典型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装扮牛仔裤、毛衣、长长的背带，让你不禁会想到里面夹着一支可怕的枪，孤单的叛逆者，孤身对付坏蛋的治安官。
有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美国人在城里想找个地方住，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间房。我回答说我做过房东，但不想再试一次了。无名氏同志就说，有间空房却不帮同志的忙难道不觉得羞愧么？
我见过的美国人大多是出版商或者是电影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严肃、举止得体、梳着边分的发型，戒备心极强，说话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僵硬的上唇”这个短语估计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施了法术一般动弹不得。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嘴唇就可以从一百码开外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不是因为麦卡锡的缘故呢？是不是在他的恐吓下，就算同左翼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也要闭上嘴巴表示服从呢？不过好在这种人不久就绝迹了，美国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松松垮垮的老样子。
克兰西是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一大堆左翼的英雄式的影片，更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最近他刚完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旅程，独自驾车横穿美国，像个疯子一样，和亚伯拉罕·林肯、克拉伦斯·达罗、萨科和万泽提、杰斐逊、约翰·布朗、还有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出现的每个人交谈。
克兰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我开始感到焦虑的东西。只是开始而已这就是困难所在。事情总是有预兆的，可是等这些事情发生了再回顾，人很容易不诚实。有些小小的阴影，可能在十年后成为一场风暴：关于你自己的，关于别人的，关于时间的；也有可能就这么消逝。
我开始对左翼浪漫主义感到不安，更不用说感伤主义了，决不限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它渗透在左翼当中。感伤主义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行为。装腔作势。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巴士底狱、冬宫的腥风血雨……这些都被神化到和真实情况毫无关系的地步。就这些我可以讲几页我在说些什么啊？一本书，几本书。
对于左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戏剧性，乃至于即使变成闹剧也比谨慎认真而普普通通地做工作要好，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在左翼中（别的地方也有）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去无限放大，但这不是我所属于的这部分左翼。克兰西的美国历史就是英勇的抗争史，还有同政府的流血冲突。矿工反对冷酷的矿主不，我不是说没有冷酷的矿主，并且人们总是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残暴。约翰·布朗腐烂的尸体、克拉伦斯·达罗为自由和真相而斗争的法庭、大萧条时期的难民救济所，在克兰西的眼里，这些就是生活的中心，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
英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充斥着英雄人物和大事件。而克兰西对此的了解一点不比他对美国的传奇故事了解得少，但对于那种一群小人物奋斗几年去改变一条小法律的故事，他就显得一无所知了。
我应该把我的“疑问”这和从苏联获得的“启示”无关写下来，尽管它们在当时是那么令人不安和不确定。
有时候我会审视下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想知道到底其中哪些有些还没有成型，只有个大概；有些却狂妄而令人惊讶会是我最终应该听从并且去执行的，而又有哪些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滑稽，甚至可鄙呢？
刚从巴黎过来的时候，克兰西有点不正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一个住在巴黎的好朋友，美国人，说他是个疯子，而其实人们已经这么说他多少年了。“克兰西，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些啊。”最近他才觉得人们这么说他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他也毫不隐瞒对我说心里话，把我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师。而他的年纪比我要小。
用我对杰克、高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酷而有效的标准来衡量，克兰西和我在感情方面那是最主要的和性的方面，无疑是不怎么合适的。不过这也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在感情方面的冷淡态度，但是在知性上，我们还是很相称的，呃，至少曾有一段美好时光。首先，他什么都读。他妈妈是个穷困的俄裔美国移民。和他爸爸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了。他爸妈都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和贸易联盟的组织者，经常失业而被迫搬家。比起革命事业来，扶养孩子则是放在第二位的。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一个幸存者，是我认识的最极端的人之一。“难怪你总是很振奋，”我这么对他说，而他说：“小姐，我才不振奋呢，别人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