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苏联进行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中，最让人愉悦的要算我和萨缪尔·马谢克成了的一个朋友，他是苏联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他是一位个诗人，曾翻译过伯恩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时也创作一些儿童读物。那个时代因为严肃文学的干扰，作家们不能写作他们想写的东西，翻译文学作品也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俄国的翻译标准如此之高的原因。我在苏联时并未特别注意到他。在1954年或1955年我突然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一定是在1954年或1955年。电话里问我是否愿意去肯辛顿的宾馆拜访萨缪尔·马谢克。当时的情况正在变得轻松起来，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警惕。从那之后，他来伦敦时他来了几次，我接到电话我都去见了他。我是在孩子睡觉以后去的，大约九、十点钟到他那里，大概在夜里一两点钟离开。这中间，我是一个倾听者，那是我的角色。在他年轻时，他曾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来过伦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爱着彼此，也爱着伦敦。他告诉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谈论那个昔日的伦敦，谈不列颠博物馆，谈去乡下的旅行，谈不同的公园，谈各个书店。他说我让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是后来，他的妻子死了，他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而另外那个妻子也在二战中死了，死于饥饿和寒冷。他喜欢谈论那场战争对于俄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坐在另一张里，他谈论着往昔之的生活日。疏导兴奋处，有时他会从停放在扶手椅上的一只手腕上不由自主地轻微地翘起手指来，那表示他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是他惧怕窃听者：克格勃特工们在每一个他们所想监控的人所住的旅馆住处，甚至是旅馆的所有房间里都装上了窃听器。
在二战中为了生存而日复一日的挣扎，伟大的卫国战争……我坐在那里，想着在不列颠的任何人都难以想象这样的困难，这样的寒冷。后来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在列宁格勒的赫米蒂吉工作，但是他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地方。那时候很难获得旅行许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便是对于一个优秀作家而言也一筹莫展。不过他的确有时候会坐火车去列宁格勒他提醒我说，是安娜·卡莱尼娜的火车她会一天不去上班。她在列宁格勒包围中存活了下来，但变得很瘦削、很虚弱，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们会在她的房间里一起坐上一整天，交谈或仅仅是沉默，然后他坐火车回莫斯科。他说在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似乎交谈的必要，只要在一起就足够了。那就是那次爱情是如何进行的的全部内容，但她也死了。
关于政治、关于斯大林时代，他也谈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他坚持说，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嗓音并愤怒地看着电话机，他认为克格勃的窃听器一定是安装在那里。“我们都妥协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你不理解，西方世界里像你一样的人都不理解。根本没有反抗他们的可能性。但是当我被审讯时，我是不会谈及其他作家的但谈及其他作家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恐吓我们，那是他们审讯我们的原因，即使他们决定不把我们投入监狱。”
他也意欲警告我政治对于作家的危险。“你还很年轻，我也曾经年轻。我过去是一个神童，是一个农家的男孩子。高尔基注意到了我，他说我是个天才。他和我很相像，我们两个都来自贫苦家庭，我们都喜欢自己步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他步行于整个俄罗斯大地，我也是。有时候我自己一人几个月不停地到处行走，吃农民的百家饭。但后来高尔基被摧毁了他们杀害他我也一样，但是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把自己的生命都花费在了各种委员会里。那是我的天才消逝的地方。我总是告诉年轻的作家们不要接近委员会，他们会终结你的。那也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啊，但是要知道，我很久以前就了解了。”
“那好啊。那很好。但是于你而言，它很简单。因为你可以说‘不’。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说‘不’是很困难的。”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走在某省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时，高尔基看见了他。高尔基停下车，让他上去。“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你今天将见到一位重要人物。”一些作家正在一座乡下房舍里聚会，斯大林曾放话说他要顺道来访。斯大林确实来了，他听着他们准备好的发言，无一例外地都对他的奉承。然后高尔基站起来，直接对着斯大林，告诉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人民的境况很恶劣。“我们坐在那座漂亮的房屋里，而周边的人们却都在受苦。作家们也在遭受着苦痛。”
“我们都摒住了呼吸”，马谢克说，“我们都吓得脸煞白。我当时在发抖我是个很年轻的人，对我而言那些都是重要的大人物，而高尔基却像对待淘气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从来没有人反抗过斯大林。你不理解，你们这里的人都不理解。然后斯大林站起身，故作姿态地说，他很高兴这里还有一位诚实的人高尔基同志。‘剩下你们所有人都在撒谎，仅仅说一些取悦于我的事情。’然后他就带着卫士们离开了。”
我曾听说过关于其他独裁者的类似的故事。很显然，我们需要听听关于那“一个诚实的人”的事情。
我喜欢着萨缪尔·马谢克，并且我相信他也喜欢我。但是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倾听者，一个给他关注的人。他很孤独。但他这却是一位重要的苏联作家。
他想要见皮特。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白天见的面，我们一起去一个公园里喝茶。后来又去给他买一些鞋，因为所有来访的俄国人都会买鞋子和好衣服。他爱皮特，皮特也喜欢他。他送给皮特一把很好的小刀和一些俄语的儿童诗歌。他为皮特写了一些短诗，但我不知道那些诗后来怎样了。后来马谢克的儿子常常过来，他是一位物理学者。我接到大使馆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带他去买鞋子和衣服？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作家遭受了比萨缪尔·马谢克更坏的命运，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农家神童，作为高尔基的门生，一位被俄国最着名的作家认可的作家，被认为将拥有显赫的前途。对于马谢克而言，或许曾经很容易感受到自己是与革命的正确一方站在一起，因为那时仍有认为确实有一个正确阵线的可能。但是慢慢地他被吸收进了压迫结构里，而他自己却几乎不知道它正在发生着。在他发现自己身陷其中时，为时已晚。对于从未经历过政治恐怖的人，他们很容易说：“他应该选择置身事外。”但是怎样置身事外？他可能会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处死的，就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我从来不敢写我应该写的东西”，他说，“我原本可以像高尔基一样。事实上我的天赋就在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我原本应该写发生在我周围的我所看到的事情。”萨缪尔·马谢克，至今仍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引起最大程度的轻蔑。他们似乎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啐唾沫：他是一个斯大林奖的获得者，他是苏联权力的代名词。他们甚至不愿承认他对伯恩斯、莎士比亚和其他人作品的很好的翻译。但是我所认识的这位悲哀、卑下的老人和可能是被斯大林谋杀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样，不也是一位受害者吗？
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说他想见我，讨论一下……什么呢？也许是文学。我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邀请他共进午餐。当他到达时，发现我是孤身一人，一张桌子摆放着两个人的座位那还是在琼的家里时。
他原本以为会有其他客人，是一个真正的午餐宴会。他仔细看了到处堆放的书籍和纸张后说：“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能看出来。”他很紧张，我装作没注意。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改变自己的方式以迎合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的话，我会受谴责的。“我不能单独在这里与你共进午餐”，他说，“这可能会被误解。”
“哦，为什么？”我假装问道。他是那种很让人愉悦的人，一点也不像个官员。我带他去了法国酒馆，在那里的楼上有个很好的饭店。我给他讲了“自由法国”和这个酒馆的故事，以及七月十四日时人们在这条街上跳舞的情景，他很喜欢。他一点也不想谈论文学，并且承认自己很厌烦文化；他希望我不要把他想得更糟糕。他所喜欢的是杂技场，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他很高兴我没有太过惊诧，因为他知道作为文化参赞他应该了解点书。在我们告别时，他说他感到抱歉，但他不得不告知我：我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托尔斯泰信徒。不，这不是赞美。
一件事情只会在发生之后甚至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充分表露出它的全貌。我受邀到苏联大使馆进午餐，会见保罗·罗贝森。他是一位歌唱家，一个很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曾因此在美国招致诸多不快。像往常一样，我思考了起来，哦，上帝啊，我想我必须如此的。在午餐会上，大使馆的苏联官员跟客人一样多。大约十六个人坐下来共进午餐，包括帕米拉·汉斯福特·约翰逊和斯诺，后者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共产党员的话，却也很受俄国人的信任2。詹姆斯·阿尔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一起坐在那里。詹姆斯·阿尔德里奇的小说《外交官》在苏联被推崇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詹姆斯在英国却默默无闻。《外交官》充满了所谓的“进步思想”，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可悲的是他也写了一部优美的短篇小说《猎人》，关于他成长的加拿大的荒野。但这部小说，这本真正的、好的小说却被苏联忽略了，同时也被英国忽略了，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