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琼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伦敦，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无处栖身。她看着教堂街上的这所房子，露着天，没有屋顶，然后她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房子。于是她提了几桶水开始刷洗屋子，夜复一夜，直到完成这些工作。“战争创伤组织”派了工人去修缮房屋，他们发现了跪在地上洗刷着地板的琼。
“你在干什么？”
“打扫我的房子。”
“可是这里不是你的房子。”
“它是我的。”
“那么你最好能拿出证明文件。”
琼身无分文。她去找了她的父亲要他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父亲有些仓皇不安那些从小缺乏父母关爱，自己把自己拉扯大的人总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回自信。她的坚持加上一笔银行贷款使她得到了现在居住的房子。
沧桑过后，琼具备了一种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为敏感的感知别人苦痛的本能。她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她的善良与慷慨不是发乎感性而是实际又富于想象力的。我接触过很多的人战争、牢狱、各种灾难的幸存者，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幸存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灾难中有所领悟而得到升华。
皮特很喜欢原来那所房子，他在这里也住得很愉快。琼的儿子欧内斯特这时已长成了少年，他和他的母亲一样善良，像个兄长一般。独自承担过抚养幼儿重担的人们将会理解我所说的那时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说住在之前那所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奇怪如坠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那么在肯辛顿，
教堂街上的生活正像是之前生活的延续：在这里，人们白天黑夜沉迷于喝茶、美食、争论，还有激烈的辩论之中。上下楼梯，经过小厨房敞着的门，我看到那里通常挤满了许多同志，吃着茶点，说着话，叫喊着，又或者低声细语交换信息……
那些时候我就如同看见了镜中的自己，或者是一幅真实的漫画。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一句诗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这点：
“这，通过绝望，成就了卑鄙之人，如此枯燥乏味；通过愤怒，成就了野蛮之人，二者的结合滋生了这个时代。”
我会从梦中惊醒，嘴里喃喃地重复着：“二者的结合滋生了这个时代”就是我，霍普金斯的诗就是在说我。
我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一群中的一个。同志们常常上楼去，走到屋子的顶楼，因为那里住着一个活泼的年轻女人和她快乐的小儿子他们也是外国人，从非洲来的，似乎那些天，这成为他们新闻的中心。我发现人们对我所说的南非和南罗德西亚的事情很感兴趣。之前在共产主义者的圈外，每当我说起南罗德西亚不是黑鬼们的快乐天堂时，听者就会很不耐烦，不屑一顾。他们像是在说“你脑袋有问题”。对那些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我是如何自作多情，但同志们却想知道。圈子有一点吸引人之处就是一旦你说“我曾经去过秘鲁……”，人们就会马上想要了解。因为世界就是他们的责任。我日渐发现这种想法很荒唐，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回想在索尔兹伯里的日子，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所想所做的重大意义足以震惊世界，但从伦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组织是令人难堪的荒谬。但是，我想“荒谬”的人总是少数，就像那些在南罗德西亚的所有白人中，那些看清了白人政体真相的人只有他们了解命中注定的那种统治维持不久。有问题的也许不是我们的观点，而是我们的目的和用途。而在这里，我再次成为了少数中的一员，非常弱小却坚持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一个群体。那时正是冷战的顶点。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举例说，一旦你怀疑美国使用了细菌战，你就犯了叛国罪。我满腹怀疑备受煎熬。我厌恶那种宗教性的语言，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此。一个共产主义者也许会说：“某某同志开始怀疑了”，用那种嘲讽的语气，那种腔调越来越成为许多谈话的基调。但，这也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认可了理想化的苏联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同志。
尽管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成员，我已被同志们接纳为一员：我使用着他们的语言。当我抗议说自己曾是我们在南罗德西亚组织的“共产党”的成员，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会不屑一顾，他们并不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听。这就是我的命运一生中总是和那些以为我和他们想的一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一种狂热的信仰，或者说一系列前提假设，对持有观点的人都是如此地有说服力，以至于他们的确无法相信会有那么“愚蠢”的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不能和琼以及任何来这所房子的人讨论任何问题，不只如此，一旦我发现党的方针中有些难以接受的，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殖民地的居民们这个广阔帝国的子孙们怀揣着对文学的憧憬来到英格兰，“我们将找到雪莱、济慈、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简·奥斯汀的英格兰，我们将呼吸到充足的文学空气，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是文字的伟大支撑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将踏上向往的土地。”我所见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曾为文学所滋养和熏陶，这在别的人中很少见。总之，我在南罗德西亚的生活在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特别要提到再一次，我不得不扞卫我自己写作的权利，花时间在写作上的权利，不去分发《工人日报》的权利。但比起那些英国同志们，一个女人想对抗高特弗莱德还得具备更多，他总是说：“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写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们，有一种压力让他们得做些除了写作、绘画、作曲之外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放纵。这种压力至今仍然很强大，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仍将存续下去。因为这种压力根源于妒嫉。妒嫉的人只认为自己正确却从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作为一名作家新人，作家的身份的确有所帮助。《野草在歌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卖得也不错，还被介绍到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老酋长的国度》也不错。不用说，因为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欠缺，我也受到了同志们的攻击。比如他们说《野草在歌唱》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毒害。当时我并没有读过多少弗洛伊德的作品。那个短篇确实没有采纳“组织起来的黑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不只是来自自己的压力，我还得承受别的。比如有一次，《每日画报》当时一份很受欢迎的报纸（和今天的《太阳报》没什么区别，只是后来消失了）编辑找到我，提供了优厚的报酬要我写一些文章，关于支持绞刑，支持重责犯罪的儿童，支持严惩罪犯，
支持妇女当家庭主妇，支持打击社会主义，支持拘留共产主义者。我说我并不同意这些，那个令人作呕的矮个编辑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他可以训练我记者通常可以就任何一个主题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坚持拒绝大把的钞票，他被激怒了，开出的金额愈发增加。我逃到了街上给朱丽叶打电话，其实我非常需要钱。她说不论怎样都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写一个字，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写作；一旦我开始为钱而写作，我就会开始相信这些是好的。
可我们谁也不想那样，不是吗？她不认为应该预支版税，但是如果我绝望的时候，她会这样做。而且她会告诉《每日画报》的编辑放过我。
同样也有其他的邀请信寄来，仿佛要诱出我的罪恶。我没有被诱惑，但是出于好奇我也在某个编辑的办公室逗留了几次：我不相信人们可以如此的低俗，如此的厚脸皮。但是他们真的不会相信有的作家不会写有悖于他们信仰，有悖于他们良知的东西吗？不会为了钱而降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吗？
虽然《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罗德西亚被诅咒，但是它的出版导致了最为怪异的结果，我被邀请作为“女孩们”的一员在一个晚上随行拜访仍然崭新的国家主义政府。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至于让我无法拒绝。我为这里竟然有和南非同样的习俗而困惑：“英国板球队要来了找几个女孩儿过来陪他们。”这里有十个左右的非洲人，部长或低级别的官员，在伦敦之旅中狂欢。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更知道他们这种类型的人。肥胖的，过度饮食的，快活的。他们在餐馆吃饭时会开玩笑，用各种方式鄙视黑人。在当时这个统治圈子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狡猾”充满诡诈的把戏感到自豪。晚饭之后我们回到饭店的卧室，在那里我险些被一次又一次地戏弄。其中一个女孩告诉男人们，我是一个敌人，而且让他们应该小心说话。我为什么是敌人呢？我想知道。这一切好像含蓄地向我表明反对他们显然正确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她在写一本书”这个女人说，或者说是女孩，一个来自南非暂住在伦敦的女孩。一个可笑的回答：“我们将会禁止它的。”一个男人说：“啊，伙计，我们不考虑自由主义者读什么书，他们算是什么问题吗？黑人们不会去读你的书。他们不会阅读，这点正是我们想要的。”“自由”一词在南非经常和“共产主义”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