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特弗莱德在索尔兹伯里一同生活过的所有地方，都经常有人来人往，谈话不只是关于政治，改变世界之类，还有关于战争。在教堂街，情形是相同的。除了这里的战争不只是传闻和宣传，还有从战争前线回来的人们，当我被告知发生了什么时，我无法形容我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简单地说，我处在与高特弗莱德相同的境遇，他在会议上不再支持我。这是他的一段很糟糕的时期。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在伦敦找到工作。他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且有竞争力的：他在索尔兹伯里不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成功的法律公司吗？他有亲戚在伦敦，他向他们寻求一份工作。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在英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应该要去忍受。也许是他们不喜欢他。他在寻找值得去从事的工作。没有人提供面试的机会。可笑的是，十年之后，一个德国人再加上共产主义信仰会是很时髦的。与此同时，他在为苏联的文化关系协会工作。这个组织在肯辛顿广场拥有一所房子，在那里有关于苏联艺术乐观状况的讲座。每次会议，最后两派椅子上坐满了曾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资助他们：他们都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是反动分子。这一个精心挑选的称号，很受使用者喜爱；是结束一切严肃思考的最稳妥的方式。高特弗莱德挣的钱很少，多萝茜·施瓦兹为他提供了住处，多萝茜·施瓦兹在贝尔赛思公园的地铁站附近有一处很大的房子。冷战的高度或者说深度使他变得更加刻薄，、愤怒。他冷冰冰地蔑视着一切稍微有悖于他的政党原则的观点。我发现与他相处是不太可能的。我无法和他交谈，但我是如何忍受和他这么久地生活在一起的呢？那时我别无选择。而对于孩子我们没有分歧。皮特每个周末都跟着高特弗莱德和多萝茜。我得把他送到那，坐一会儿，喝点东西，听一些冰冷的可怕谴责，然后拥有自由的两天。我经常去剧院。那个时候你从早晨开始排队，就是为了晚上能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看一场戏，花相当于今天三四英镑的价格。我就是这样看了所有在伦敦上演的戏剧，有时甚至是站着看的。我持久地迷恋着剧院。
我也去过巴黎。现在无法形容当时的法兰西之梦是多么的强烈。英国人那些没有参加军队的人在整个战争和随后的几年都困在他们的岛上。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在与世隔绝时遭受了多少磨难，他们多么梦想着出去。法国因为戴高乐，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以及迄今为止最有魅力的游击队而变成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方。法国，现在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咖啡，我们的衣服，都很不错，所以很难想像人们如何会对法兰西如此向往，就像对于文明本身的向往。而在女人中，还会有另外一种情绪。法国男人喜欢女人并且表达出来，但在英国大多数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在大街上被一群工人吹口哨，这并不总是一件友好的事情。琼迷上了法兰西。她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时光，她的法语也说得很好。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法国人。琼觉得她无比美丽，而自己则一无是处。事实并不如此，但是没有必要与她争辩。（这当然不是我生命中仅有的一次遇到一个女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的女人。）她不华丽吗？她也能对不如她吸引人的女人们表示不屑。她做了一套非常可爱的黑色套装，紧身上衣，外套男士小马甲，领子和袖口是白衬衣褶皱的部分。事实上她去巴黎是为了让她的这身衣服接受评价。在那里，男人会赞美你的装扮。她回来只是为了进行休整。很多我认识的女人都说为了找回自尊，就得一次次地去巴黎。这可不只是讽刺一下而已。有一份报纸登了一个关于当时法国男人的卡通形象，穿着半战时的盔甲，老式夹克，贝雷帽，高卢式的悬帐，旁边是一个法国女人，穿着像是一个模特一个矮壮的邋遢的男人，一个高挑优雅的女人。
刚到巴黎时，我的装扮根本就到达不了引起法国人称道的水平，但是男人们的确会给你一个快速、专业的整体评价头发、容貌、你的穿着然后把你归类。这一切是不带任何感情的，只是客观的总结，没有邀请的意思。
会有这样的情境：我自己去看戏，中间休息时，我坐在休息大厅里，看见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孩走进来，穿着她的白色丝缎长裙，也许这是她第一次穿晚礼服。她如此的高贵，裙子衬托着这种优雅。她十分平静地站在入口处。周围的人看着她，谈论着，品评着。不是一句话可以形容，他们好像都要为她欢呼了。她最先准备害羞地离开，但是渐渐地她有了自信，微笑着站在那，水汪汪的眼睛，被无形的赞赏的浪潮高高地捧起，这浪潮里当然还有支持和爱意。让人痴迷的法兰西如此爱护着他的女人们，给女性以自信从她们还是女孩儿时就开始。
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住在左岸一个便宜的旅馆里，便宜得难以置信。高特弗莱德说过我应该拜访一下他姐夫的母亲。我见到了一个穿着老式衣服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住在高高的顶层，一个古老阴森的小屋子里。从她那里我进入了一个中老年女人的世界，没有男人，都那么贫穷，褴褛，在女仆的房子或是任何可以容身的角落艰难度日。她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难所里度过了战争年代。很明显，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她们都很机智，很聪明，是彼此最好的伴侣。就像那时在伦敦的难民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靠什么生存下来。我品尝了一杯很棒的咖啡，精致的咖啡杯子，依然要烧木炭的炉子。他们会在街道上捡来一切能燃烧的东西，为的就是让几层楼都变得更暖一些。吉泽太太从战争刚刚开始就再也没有她儿子的消息，她说她的儿子瞧不起她，因为她不是共产主义者。她们这些女人，她们的儿子、丈夫、情人或者离开人间，或者忘记她们。她们是如此的勇敢，在窘迫或病痛的时候互相给予支持。有一次，就像在伦敦，我听了幸存者的故事，还有他们身上拥有的坚韧的性格力量。我们在伦敦谈论的政治，所有的想法和原则，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都消解为：“我的侄子……莱文斯布鲁克……我的儿子被德国人枪杀，因为给一个抵抗运动分子提供庇护。”“我从德国逃出来……从波兰……从俄国……从西班牙……”
在巴黎，我买了一顶帽子。这需要解释一下。我不得不：那是时代的要求。一顶法式的帽子代表了你的优雅。吉泽太太站在我旁边，说：“不，不是那顶。是的，那顶。”她代表了巴黎本身。这个外表邋遢的女人带着她手提包里数得很清楚的法郎。我从不戴那顶帽子。但是我拥有一顶法国帽子。琼说：“你拿它做什么呢？”
另一次旅行，在另一所简陋的旅馆，我突然想到，这是奥斯卡·瓦尔德去世的地方吧！我走下楼到询问处，女业主说：“是的，事实正是如此，他在这里离开，就是在你现在住的那间屋子。”
人们有时会进来询问她相关的事，但是她所能做的解释十分有限，毕竟她当时还不在这里。当我想要付账单的时候，没有人在桌旁。我敲敲门，里面应道：“请进。”这是一间黑暗的，乱糟糟的屋子，镜子在角落里闪着光，围巾挂在椅子上，上面伏着一只猫。一个女人，坐在扶手椅里，露着她粉红色的紧身衣，胖胖的脚泡在一盆水里。女佣，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帮她梳理干枯的头发，她把头发披在后面，视为珍宝，梳成一种她认为年轻的样式。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场景，抑或是左拉的？肯定不是20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场景。是德迦笔下的《看门人》？也许是。我在门前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进去。“把钱放在桌子上。”她说，“账单在那，亲爱的，希望以后再见。”但是我没有回去：我们不应该破坏完美的印象。我也没有再见吉泽，对此我感到难过。
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我邂逅了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之一。离开巴黎的飞机延迟了几个小时。在奥利，我们坐在一起，烦闷，疲惫，心情糟糕之极。终于我们上了飞机。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南非的男士，他通过我的口音辨认出我是南罗德西亚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原以为他喝多了，但之后又觉得不是酒的原因。我几乎没听他在说什么：我们午夜之后就能降落了；我还有好多年才能缴得起税；皮特还是五点就醒了。渐渐地，这个男人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他告诉我他去了巴勒斯坦援助伊尔根（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与英国占领军作斗争，他协助炸毁了大卫王酒店。他说，如今，作为犹太人的责任已经完成，他要带着善良之心回到南非。”女人是擅长倾听忏悔的，尤其是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对，就是凭借着那时的青春相当的吸引人。女人不会相信男人喝醉时所说的话，或者虽然清醒，但却由于什么原因而言不由衷时。
突然我想起来，这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应该考虑报警。我们降落了。机场看上去都快要被废弃了。我在想象如果我告诉空中小姐会是怎样，我想要和警察直接对话。“怎么了？”一种尖酸刻薄的口气，因为她渴望休息，就像我一样。警察一个或两个男人过了一会儿会过来，与此同时我看到人们都下去寻找公共汽车了。“我从巴黎启程坐飞机到这里，坐在我身边的人说他炸了大卫王酒店等等。”警察犹豫着，看了一眼他的搭档。他们又端详了一会儿我。我的样子，疲惫，乖戾，不会给谁留下什么印象。
“这么说那个人告诉你他炸了那个酒店？”
“是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就是说他告诉一个陌生人他犯有谋杀和叛国罪？神会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
“哦，算了吧。”
但是，当然那不可能就这么结束，我不得不留在附近，接受充满怀疑的官员的提问。如果他们不坚持认为我是随便说说的话。
“那边，那边，亲爱的，快回家吧，把这些都忘了。”
事实是，我知道他告诉我的这些是真的或者会更有趣味他极富想象力地构思这一切，炸掉酒店，谋杀警察，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必须要与人分享，即使是一个在飞机上的邻座。
我也去了都柏林，被那里的作家邀请，我肯定，会有一个欢快的夜晚。但是那不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享受过阳光了干热的，我认为我在伦敦体验了所有阴凉与灰暗。然而，突然之间，我来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粗旷的建筑风格，高贵的，一个为自己而自豪的城市。但是，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孩子，光着脚，腿冻得通红，面带饥色。那时再也找不到比都柏林再穷的地方了。贫穷是如此的尖锐，同样也影响到那里的作家。其中的一个作家塞给我一本小册子，默文·瓦尔写的《等待燃烧的落叶》，讲述一个酒醉的周末，酒醉于绝望之中，让人难以忘记。当我十年之后回到那个喧闹的城市，饥饿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