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监狱是令人厌恶的，不体面的耻辱。过去40年了，来自他们的新闻都是一样的。这有一些关于监狱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变得正义，因为在英国人心灵的最深处有一条古老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大多数英国人深信不疑的。当我写这些的时候，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进了监狱，就因为没有缴电视执照费。他们的孩子被保护着。当大多数市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都惊讶了。不，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情！但是狄更斯一定不会惊讶。
在福利国家，慈善施舍是被禁止的。穷人们从别人那里接受礼物不再会感到羞辱。现在我们要拆除所有的福利设施，基金，协会，委员会。不再有分发的印刷品。
在牛津街的地铁，我看见一个小个子工作人员威吓和侮辱一个新来的西印度人，只是因为他够不到出票机。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在南罗德西亚生活时看到的白人对黑人的训斥一样。他唯一获得的只是承认自己低等。
来自外国的人们，尤其是美国人，说英国人有多么的绅士，有礼貌有教养。
现在，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什么呢？出版社需要的是一本小说。而我正在写的则都是短篇故事。它们都发生在班克特区，是将那些白人社区如何看待自己，保护自己，看待那些他们周围的黑人。我将它命名为《老酋长的国度》。朱丽叶说如果那是我想要做的，当然可以。但是没有出版商在知道它是短篇小说时还能依旧感到高兴，因为短篇小说不会很好卖。事实上，我向他们证明了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本小说很有市场，而且销量一直很好。但我是应该考虑写一本长篇小说了，并且我的确开始长时间地努力思考后来成为《玛莎·奎斯特》的那本小说。
《野草在歌唱》出版了，因为人们已经将我看成一名作家，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现在已经是了。我曾忘记了这一点，以为写作的想法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当《皮肤之下》一书发表后，一个曾经在女修道院就认识我的女人达芙妮·安德森，她写过一本很不错的童年纪事《脚趾头的玩耍》告诉我，她记得曾经与我坐在宿舍的床上，讨论我们的理想，我说过我要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一定是十来岁。但是这个形象作家一直是个安慰和支持无数迷茫的年轻人的神秘形象，并不能以合适的方式指出他们的未来。我辞掉了在索尔兹伯里法律公司的工作，理由是我要去写一本小说，因为在某一点上，我必须停止谈论，而是着手去做。除此之外，我又发现，那些理想的条件独处、时间、自由永远不可能出现。我要写什么？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想法。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我那时坐下，起来，转圈，这些成了花费我时间的主要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出于本能。一个念头从众多想法中冒出，渐渐变强，我记起了在阳台上进行的谈话，排列着上千个可能的故事；我记起了我那些年积累的小小的剪报。于是我写了《野草在歌唱》。第一部小说往往是自传的变体，但这本书不是。迪克·特纳，这个衰败的农民，就是我生活中所见的形象。白色人种的农民中，能够成功的只占少数，大多数都失败了。一些人挣扎了几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有的憎恨这个国家，有的却像迪克·特纳那样热爱着这个国家。有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就像我的父亲。如果他是在务农，他一定蔑视会对土地造成伤害的肥料、农药、作物，会爱着小动物。玛丽·特纳的形象源于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女子，一个在健身俱乐部认识的女孩。当我们出去，到灌木丛里去野餐或只是在灌木丛里坐坐，这非常吸引人。很多城市的白人们都这么做。好像城镇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而丛林才是他们的归属当时这个女人她直到四十岁一直都单身是每个男人心中的好妹妹，时常坐在一块小石头上收起双脚，双手抱着膝盖注意着是否有蚂蚁或其它小虫爬到她的裤子上。如果她是这样害怕丛林，为什么那时她也要去那里野营呢？因为她是如此的善良，她按照别人想要做的去做。她的本性是属于这座小城的，属于街道，属于美丽的修整过的花园的……我看着她，在想：她会怎样呢？如果命运把她安排在一个农场的某个地方，不是一个大的富裕的农场，而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农场，就像我过去看到过的那样。在我的大脑中，那些贫穷的农民的名字在我的眼前浮现，还有低矮的贫民窟，褶皱的铁质屋顶，它们在一冷一热之间延伸着，收缩着，破裂着，充满灰尘和蝉鸣……那时我有了主意，我有了她，玛丽·特纳，一个讨厌灌木丛和当地人的女孩。而且她还讨厌所有大自然的过程，憎恶性，喜欢整齐与干净，她的裙子在她每次穿上之前都会熨烫得很平整，她的孩子般的头发被扎成了两条辫子。
现在，在伦敦，我应该写什么呢？
曾有一刻，我想到我早期的生活是如此的特殊，应该为之写一部小说。我没有体会到它的特殊直到我从非洲离开，来到英国。《玛莎·奎斯特》，我的第三本书，或多或少是我的自传，虽然她只是从玛莎十四岁开始写起，那时她的童年刚刚过去。第一部小说，尤其是女人的，经常试图通过自己的定义，不管她们是哪个文学流派。当我将自己早年的生活与那些我新认识的人看得更清楚，一句简单的话都可以质疑我多年以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我糊涂了。当我确实“知道我是谁的时候”（用美国人的说法），我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确定为一个社会动物。附带说一下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涉足了探索的所有领域。寻找“我是谁”这件事（它当时确是美国的特色）一直引起我的思考。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肯定不能脱离自我意识。一种意识：现在我在这儿，就在这里，忘我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在这里，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本我，如何看待社会环境中的本我。哦，是的，说我是统治末期出生的孩子，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简单了，然而那种说法当时还没有被使用，那么就说是大英帝国统治末期吧。是的，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大的那一代人，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塑造。但是这有一个缺失或者说是污点和我的双亲有关，尤其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反对她，无情地，当时我认为我必须这样做。但是到底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不能作出回答，完全不能，直到我步入七十岁，甚至还没有完全理解。
我开始写作《玛莎·奎斯特》当我依然在丹柏路的时候，而且进行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不得不打断我自己，我必须得搬出那所公寓，那条街，那里后来已经成为一个时尚之地。有时我开车或步行穿过那里，看到那些精心打扮、赏心悦目的居民，我很想知道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房子过去的模样，看到它们被战争摧残后的模样，你们会说些什么。
麻烦的是，这个小男孩皮特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知道，找到与之相当的、能使他感到高兴的地方并非易事。对于他也是如此。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一个晚间聚会，在一个南罗德西亚农民哥哥的家里，他身上集中了白人所有的特点。他是个左翼分子，支持共产党。这在那时很普遍，他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友，她曾经非常漂亮，这可以从挂着的相片得到证实。他一直称呼她为“宝贝”，她衣服上的小褶皱和所拥有的曲线，十分抢眼，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焦点：一个活跃的，黑眼睛黑头发，健壮的年轻女人，我一开始以为她是法国人。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连衣裙，白色的衬衫，戴着厚厚的黑色贝雷帽。我们交谈起来，当她听到我的生活现状时，立即报以了同情。她年纪轻轻就带着一个孩子住在纽约一间狭小的房里，既当卧房又当起居室。她的一位女友出手相助，将自己家的一间屋子提供给她。“你不能这样生活。”琼·罗德克对我说，她说她现在正试图摆脱一个不满意的房客，对于如何帮助那些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她的房子顶楼有一间小屋，如果她喜欢皮特，我可以住在那里。于是，在第二个星期天，我带着皮特去拜访了她，两人很快打成一片，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是皮特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
就这样，我搬到了肯辛顿的教堂街一个吸引人的小屋，我在这栋房子的顶层住了4年。但是1950年的夏天，在我离开丹柏路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文化的死亡，因为电视的时代到来了。以前，当人们下班回到家，茶水已经放在桌上，火烧得很旺，收音机从角落里传来信息或者温柔的音乐。人们洗一洗脸，然后坐下来，和自己的女人、孩子以及其他人在屋子里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被吸引到楼下。食物刚刚出炉，一道菜接着一道菜；茶也泡好了，啤酒也端上来了。人们脱掉运动衫和夹克，挽上袖子，显出一副强健的样子。他们谈天，唱歌，谈论着各自在一天里发生的新鲜事。他们也说脏话一种特殊的“礼节”；他们争吵，叫嚷，接吻。在六个多小时精力充沛的欢宴之后，他们开始进行整理，然后在十二点或者一点的时候睡觉。我猜这种程度的情感在英国的家庭中是少见的。我现在正在见证着一个极端。那个时候，从一天到另一天更确切的说是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这样的好时光就要结束了，因为电视的时代到来了，像只蟾蜍那样坐在厨房的角落里。不久之后，厨房的大桌子推到了墙边，椅子都摆成了半圆型，在椅子扶手处有放晚餐的旋盘。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终结了。
在波特白罗路旁的那所房子毁于战火，周围的建筑都被轰炸过。教堂街上的那所房子也毁于战火，四周都是战后的废墟。为了处理那些断瓦残垣，人们常常放火焚烧那些被轰炸过的区域。除此之外，这两处房子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在我离开那处房屋之前，政治意味着食物，定量供给，还有政府的愚蠢。在这里，教堂街，我突然又被拖进了国际政治，诸如共产主义者，同志们，激进的观点，还有某种关于重建不列颠的看不见的宏伟蓝图。琼·罗德克为一个波兰的机构工作，如果不是一个共产党，至少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她认识共产党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也认识文艺界中的大多数人。关于她的故事很特别，甚或可以写成一两本书。她的父母都是十分显赫的人物，虽然来自贫穷而动荡的东海岸，但在当时却仍旧可以大致保有文艺和精神生活。父亲琼·罗德克是一个作家，同时是许多知名作家、知识分子的朋友。意外的是他并未如朋友们所愿，而是成了一个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美人，曾是包括像艾萨克·。罗森伯格这样杰出的画家在内的许多画家的模特。他们把琼扔在了专为那些而在生活中不能有小孩的人设立的育儿机构。在上流社会的外表之下那却是一个残忍的地方。她的父母只是间或去看望，却从不知道小女儿在忍受怎样的煎熬。经历了这些抑或还有更多的折磨之后，她开始在乌克兰的一家演出公司工作，并和公司的德国男演员有了一个孩子。她很有天赋，因而很快学会了德语和俄语。资产阶级式的婚姻总是为历史所不屑，因此他们并没有结婚。她帮他在战争爆发前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到了英国。我在《暴力的孩子》中借用了他的外貌给了高特弗莱德·莱辛代表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正好像皮特的父亲。他们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则在德国的衰退期却如此富有。但我所使用的替代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高特弗莱德说我的确是把他写进了书里，可是两个人物间全部的共同点只是他们都是德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高特弗莱德觉得这意味着政治立场成为了辨别他的特征。在琼的孩子欧内斯特成长过程中，着名演员海因兹一直陪伴左右，并给予了很多物质和时间精力方面的帮助。他也是个十分杰出的人，他的故事也能写成一本书。困难时期确实造就了很多杰出人物，只是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有何实际运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