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字训诂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音韵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算学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地理有价值的着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此学极发达，里头所属门类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学的方向。
十一、方志之编纂各省府州县，皆有创编或续订之志书，多成于学者之手。
十二、类书之编纂官私各方面，多努力于大类书之编纂，体裁多与前代不同，有价值的颇多。
十三、丛书之校刻刻书之风大盛，单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献者，尤在许多大部头的丛书。
以上所列十三项，不过举其大概，分类并不精确，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乾嘉诸老的工作，可以略窥一斑了。至于他们的工作法及各项所已表见的成绩如何，下文再分别说明。
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但在当时，不甚为学界所重视。这些内容，也待下文再讲。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合发生影响。虽然，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坤，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借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如大经学家王怀祖念孙抗疏劾和坤，大史学家洪稚存亮吉应诏直言，以至遣戍。这种举动，在明朝学者只算家常茶饭，在清朝学者真是麟角凤毛了。但是这种一两个人的特别行动，还算与大体无关。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着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
咸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痡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鹤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着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其二，西学之讲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人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注一：明天启二年派人往澳门召罗如望、阳玛诺入京专制炮以御满洲。崇祯二年，毕方济上疏言改良枪炮，大蒙嘉赏。清康熙十三年，为讨吴三桂，命南怀仁等制神威炮三百二十门。怀仁着有《神威图说》一书进呈，康熙帝大悦，加怀仁工部侍郎衔。康熙三十五年，亲征葛尔丹，命怀仁、白进、安多等扈驾，专管炮术。这都是明末清初因铸造兵器而引用西士的故事。）西学中绝，虽有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应为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