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事实既已如此，那么咸、同间所谓讲求西学之动机及其进行路线，自然也该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种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轻蔑排斥。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郭筠仙嵩焘，竟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
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是斥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到后来光绪末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起，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州、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
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餍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着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反动日演日剧，仇恨新学之不已，迁怒到外国人，跟着闹出义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而满洲朝廷的权威，也同时扫地无余，极耻辱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稽得可笑，“变法维新”这面大旗，从义和团头目手中重新竖起来了。一切掩耳盗铃的举动且不必说他，惟内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记载：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
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以上几个人，各人的性质不同，早年所受教育根底不同，各自发展他自己个性，始终没有什么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
同时还有应注意的一件事，是范静生源廉所倡的“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他是为新思想普及起见，要想不必学外国语言文字而得有相当的学识，于是在日本特开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最长者二年，最短者六个月毕业。当时趋者若骛，前后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多半年已长大，而且旧学略有根底，所以毕业后最形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来年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成绩如何，不用我说了。
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以上所论，专从政治和学术相为影响于方面说，虽然有许多漏略地方，然而重要的关目也略见了。以后便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