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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过去的业绩来恢复和加强与较老的国土相关的感情联想——而在所有这一切后面，会就国家是大好还是小好，是以种族划分好还是地区划分好，进行认真的哲学性讨论，讨论结果政治家从第二手获悉，公民从第三手获悉。
结果，意大利、比利时和德意志帝国成功地建立了具有充分爱国主义基础的国家，而奥匈帝国在紧急关头则可能归于失败。
但是，如果十九世纪欧洲建立国家的任务是困难的，那么，二十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建立帝国爱国主义的任务就更困难了。对于联合王国本身，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有任何感情联想的名字，没有一个英格兰人被"不列颠"这个名字激动，"英格兰"这个名字激怒所有的苏格兰人，而爱尔兰人则同样讨厌这两个名字。我们的国歌是十八世纪的歌剧脚本和歌剧音乐的样本，平淡无奇，毫不动人。金币上的裸体小圣乔治或银币上的纹章从未激发过任何人的灵感。新的铜币确实有希克斯。比奇小姐的优美体态，但是太小，太媚，一点没有法国或瑞士的壮丽头像的感情力量。
奥尔德姆或米德尔斯伯勒的工匠所能认识的他的国家的唯一化身，是约翰牛的肖像：肥胖、粗野、十九世纪初米德兰平原的农夫。只有一个国家象征——国旗上象征联合的部分——尽管像条百衲被那样缺少美感，还算差强人意。不过至今它的全部联想都是海战方面的。
如果走出联合王国，那情形就更糟。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和属国"这个名字太长，也不吸引人。
在1907年的殖民地会议上，政治家和社论作者们曾想出种种转——67第二章政治实体55弯抹角的说法以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甚至用了"不列颠帝国"这个词。
对于《悉尼公报》以及欧洲的漫画家来说，世界地图上任何套印红色的领土依然只使人想起"约翰牛"那贪婪的小眼睛、大嘴巴和一双大猩猩似的手。
还有，如果一个年轻的布尔人或印度人或前美裔加拿大人问自己，帝国成员（"公民"这个词用于帝国六分之五居民会发生误解）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很难说出个究竟。如果他更深入一步，问帝国存在是为了什么目的，人们可能会告诉他说，大不列颠的居民在恍恍惚惚的情况下征服了半个世界，可还没有功夫对为什么这样做想出一个事后的正当理由。
唯一的一个能激起他的爱国主义感情的记忆或反思的产物是下述声明：迄今为止，帝国的传统是鼓励和信仰政治自由。
但是即使最崇高形式的政治自由，其性质也是消极的，政治自由这个词在孟加拉、罗得西亚和澳大利亚往往有不同的涵义。
然而，国家只是许多种政治实体中的一种。一大群人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名字下集合起来后，那个名字就可能既有理智上可以剖析的意义，又有感情上的联想。例如，为了地方行政的便利，伯明翰郊区被分成许多独立的市。由于这些市处于古村庄的位置，由于苏格兰职业足球队以它们命名，也由于人类的感情必须有所寄托，因此据说它们正在发扬一种强烈的地方爱国主义，西布劳威奇市憎恨阿斯顿市，就像拜占廷戏里蓝党憎恨绿党一样。在伦敦，主要在伯明翰榜样的影响下，1899年新建了二十九个市，其名字——至少是威斯敏斯特市——都经过精心选择，以便复活一些已被淡忘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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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情联想。不过，尽管切斯特顿先生在小说《诺丁山的拿破仑》中作了预言，很少伦敦人学会以各市市民的身分来感受或思考。建造的市政厅他们从未见过，设计的纹章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市只不过是些选区，他们在那里照一张名单投票选举，名单上的名字都是他们不认识的，组合在他们的政党所制定的总标题之下。
事实上，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政党是随着代议政体大规模出现而问世的，它的发展未受法律或宪法传统妨碍，象征着使政治体制适应于人性实际情况的最巨大努力。一个现代国家可能有一千万或更多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同样有权利当候选人，并以候选人或鼓动者身分抒发对任何政治问题的独特见解。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无穷事物中的公民来说，他的一千万同胞中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作为政治思想或政治感情的独立对象而存在，哪怕这少数几个中的每一个对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终身不变的看法。需要有一样更简单和更永久性的东西，这样东西要能够被爱和被信任，而且能够在连续进行的选举中被认出是以前爱过和信任过的同一样东西；而政党正就是这样东西。
任何一个政党的起源都可能是由于一个慎重的思考过程。它之成立，如柏克所说，可能是由于"一群人联合起来，按照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一独特原则，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
①但是，一个政党一经成立，它的命运就取决于人性的①《对当前不满情绪的思考》（麦克米伦出版社1902年版）第81页——
69第二章
政治实体75各种因素，慎重思考只是其中之一。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政党领导人的任务就是使这些自动的联想尽可能清楚，被尽可能多的人占有，并引起尽可能多强烈的感情。
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用的莫过于政党的彩色标志。我们的老祖宗在识别语言以前就一定已经能识别色彩了，而简单和较强烈的感情附丽于一种色彩比附着于一个词更容易。那个枕头上放着"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彩带的死去的可怜男孩以直率和真挚的感情爱着那种色彩。
政党乐曲的作用同样是自动的，对于有音乐"耳朵"的人来说，作为一种感情对象甚至比政党的彩色标志更灵。马赛曲如今是法国的国歌，它作为革命时期党的乐曲，影响至巨。即使现在，它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政党财富。格莱斯顿首相去世时，一个老资格的政治组织者曾在《威斯特敏斯特公报》上提出一个聪明的建议，主张把为纪念死者而募捐来的钱拿出一部分充作最优秀的进行曲的酬金，这支进行曲将永远与自由党等同起来。组织张伯伦先生的关税改革运动的极能干的人犯了少数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创作一支哪怕勉强过得去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