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策略行为的分析
我们在社会学研究中，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论的置括弧方式bracketing。在制度分析中，结构性特徵被视为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徵。在分析策略行为时，关注焦点则是行动者在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各种结构性特徵。这里的差别仅仅是重点的不同，也就不存在什麽将两者截然分开的明确界线。而且从原则上说，只有通过强调结构二重性，这两种分析方式才能充分完成它们各自的任务。，
分析策略行为意味着赋予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优先地位，并注重分析行动者在明确的情境边界内采取的各种控制策略。互动场景的制度化特性在方法论上被假定为，既定的。…对於分析策略行为来说，以下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充分描述行动者的认知能力;细致说明动机:解释控制辩证法。，
以aulWillis的Learningto
Labour为例。孩子是拥有大量知识的行动者，无论是默默体会，还是言传的，他们对自己所在的社会环境知之甚详。正是孩子们对学校的权威体系采取的反抗态度，通过某种方式导致了一些影响他们命运的非意图后果。离开学校后，这些孩子开始接受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报酬也不多，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某些一般性特徵的再生产。换言之，Willis证明通过相关行动者积极主动的参与，制约才会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并不是某种外在力量驱使下的被动接受者。
三，非意图的后果:反对功能论
Willis研究中的，夥伴们在学校里的行为方式作对，使他们想离开学校去工作。工作会使他们实现久已向往的经济独立，此外，他们对工作别无所求。他们在学校环境里发展形成的攻击性玩笑文化，十分类似工厂文化，而他们离开学校后往往会步入这种工作场所。因此，他们发现自己相对容易适应这种工作，也能够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工作环境的要求，即做些枯燥单调的劳动。对於自己所能够获得的有限生活机会，这些孩子抱有，一知半解的洞察，这便产生了具有讽刺性的非意图后果。恰恰是这种后果，积极维持了那些参与限制他们生活机会的条件。没有文凭就离开学校，进入一个低水准体力劳动的世界，从事自己毫无兴趣又无前途的工作，这些加在一起，将左右他们整个劳动生涯。
两种论述方式:
功能论关注的重点在於社会系统的理性，而非个人的理性。功能论者认为，识别这个系统的某项功能需求是具有解释价值的，正是这项功能需求以某种方式使满足这一需求的后果发挥作用。并不能算是一种解释，因为它没有提出一种机制，将功能需求的定位和假定它们在更广泛社会系统中导致的后果联系起来，而我们要解释的活动正包含在这个更广泛的系统中。…之所以，粗糙，就是功能论忽视了将正在考虑的社会事项或社会活动及其功能后果联系起来的因果关联。而这些因果关联正是所详细说明的:这种因果关联就是有意图的行动产生了意外的后果。换言之，在里面根本不必使用，功能概念。
功能论式的陈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具有将个人配置到劳动的职业分工体系中各位置上的功能。非功能论的表述方式:，要使劳动的职业分工得以维持，教育系统必须确保将个人以不同方式配置到职业位置上，这里的必须has
to一词确切意涵是反事实的，条件性的;如果要使某些结果出现的话，它必须发现一些必得满足的条件。
客观主义:无论发生什麽，都是社会力量的结果。阴谋论:无论发生什麽，都是某些人精心设计的结果。前者是功能论特有的观点，它的问题是没有充分重视有意图的行动。后者的局限则来自於未能看到行动的后果总是不断脱离最初发起行动者的人的控制范围。
四，结构二重性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体现在身体在场的具体情境中，并且是通过这种具体情境而完成的。当我们从策略行为的分析，过渡到对结构二重性的认识时，我们必须步入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在一定范围情境内所进行的实践，是以何种方式根植在范围更广泛的时空之中。简单的说，我们必须尽力发现在具体场景中发生的实践和制度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在制度分析中，我们不再研究处於策略位置的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活动，这一转向势必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些新现象，包括:首先，是这些行动者进行活动的具体情境的区域化与范围更广泛的各种区域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们的活动在时间中的根植性，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再生产了长期确立的实践或实践的某些方面;第三，时空延伸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我们考虑的各种活动和关系，与整个社会的特徵或跨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
确定结构丛structures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一定的制度秩序的主要特徵进行概念分析。但是，结构指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於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徵。
五，结构性制约问题
任何人如果不是已经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吸引，制约就不会，推动他去做任何事情。换言之，即使限制行动历程的那些制约十分严格，我们的说明也应该包含对有目的行为的描述。其次，制约有许多种。重要的是区分由各种千差万别的制约手段所导致的制裁和结构性制约。第三，要研究结构性制约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的影响，就意味要详尽说明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限制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
结构性制约总是通过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发挥作用的，它们经常以迂回分散的方式确定了一些条件和后果，从而影响了他人所获得的选择机会，以及他们从这些选择机会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六，矛盾和有关冲突的经验研究
反目的性:在许多人的聚合体中，个人的行为方式是以下这种情况时，就会导致矛盾后果:如果个人孤立的行动，就会产生和意图一致的效果，而如果所有人都这麽做，则会产生一种偏离效应。
次优性:在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处境中，当所有参与者都选择一个最终会达到均衡解的策略时，他们同时意识到，其他的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做，这样所有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均衡结果。而如果这时他采取另一种策略，他本人就会得到更多。与反目的性的情况不同，在次优性的矛盾关系中，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动以各种方式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会产生什麽结果。
如果存在下面这种特定状况，那麽将博奕论模式应用到经验问题上，就很容易站得住脚了:有确定的，决策需要做出;可以比较容易的指出涉及了哪些可供选择的后果;分别进行这些决策的一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不难找到，但是也有非常多社会生活情境不属於这种类型。…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角度看，所谓的矛盾就在於分别进行的个人行为和它们的合成后果之间的差距。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我所谓的策略行为分析。从这种立场出发，根本不可能理解在系统再生产的结构条件中包含的矛盾。
我要把矛盾概念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分开，不要抽象的理解矛盾概念。也就是说，我想用一种实质性的方式，将矛盾概念和我所区分的所有类型的社会总体联系起来。从这种联系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中虽然存在许多次要矛盾，但它们都是从主要矛盾那里派生出来的，而整个社会正是通过这些主要矛盾方式塑造起来的。系统再生产的条件需要依靠各种结构性特徵，而这些结构性特徵的运作，恰好是要否定它们的原则。
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商品形式，而另一方面，国家同时又依靠对商品形式的否定。商品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价值的买卖;当价值不再被视为可以用货币来交换的东西，就丧失了商品化的特徵。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性就体现在它处於商品化，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的推拉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偏离后果，或者处在相应情境中的人认为会出现这种效应，那麽矛盾就可能和冲突直接联系在一起。…矛盾是一种结构性偏离，可能会不断的引发一些偏离后果，显现在处於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行为中。偏离后果可能会产生怨恨，而且正由於这些后果所具有的反弹效应，它们才成为动员人群参加斗争的潜在力量。…但结构性矛盾有时根本就不会导致偏离后果，而另一方面，偏离后果也不是唯一可以和激发冲突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情况。
考察矛盾与冲突的关系，有三种情况特别重要:行动的不透明性，矛盾的分散，以及直接压迫的普遍存在。
矛盾是一种推动变迁的泉源，但普通行动者一旦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既可能改变这种矛盾处境，也可以尽其所能来使事态稳定下来。